摘要：现阶段青铜器研究以科学发掘所获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青铜器的产生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文献记载，山西商代考古还应有重要的发现; 山西地区土著的青铜文化对欧亚草原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天马—曲村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青铜器、 晋国史乃至先秦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1982年我到太原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找我去做了一次演讲，当时我讲了一个题目“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后来山西考古所做了整理，同名文章刊发在《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也就是这个杂志最早的一期。为什么我在这里重提这个题目，要再讲二十几年前谈过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把那个时候我讲过的内容，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重新做一个回顾，看看这些问题的一些新进展，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把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这里谈一谈，意思和上一次一样，也是向山西省的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同行、同学请教。

当时我谈的问题有好几个。首先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青铜器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进行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研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同样也属于考古学的范围。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考古学》，该文指出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和以物质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相辅相成、关系密切的学科，夏先生的比喻非常好，实际上夏鼐先生这个观点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授课，当时他教的课叫《古史新证》，他提出要以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印证，也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所谓地上的材料就是传世文献;所谓地下的材料就是考古文物的发现。因此，我认为夏鼐先生的观点是引申、阐发、丰富了王国维先生的论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看法。

顺带说一下，大家知道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一般以中国人自己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作为标志，我们认为就是1926年清华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发掘，上次来山西我也说过这个问题。1926年的这次发掘，虽然王国维本人没有参加，发掘材料运回清华后，王国维曾亲自看过。虽然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发掘，可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从汉代到北宋再到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展以前，中国学者对青铜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看作一个时段，它的特点就是所用的研究材料不是科学的方法得到的。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建立之后，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主要依靠的还不是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因为考古发现的很少，上次演讲我还特别举了例，大家知道河南的殷墟遗址是从1928年开始发掘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但所得的大件青铜器，一共只有200多件。所以可以说，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科学发掘得到的青铜器和铭文材料还是很少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科学发掘得到的材料，也还是远远不如传世、流散的器物多。所以在1982年演讲时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主要以考古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阶段?当时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实心里还是很虚的，今天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想真的可以说，我们研究山西的古代历史，可以以考古材料为主了。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并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包括我们山西省。其中山西青铜器及其铭文就是很重要的发现。在座的都知道，《晋系青铜器研究》已经把山西地区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重新整理，做出了很好的研究。

第二点，我们谈谈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与山西有什么关系。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我们还不太清楚的问题，但非常重要要弄清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先问中国的青铜器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

大家知道青铜不是纯铜，青铜是以纯铜为基础，加入了一定量的铅或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在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这个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出土这件青铜器的地层有一个明确的碳十四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这件青铜器是个小刀子，有人看过我写《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导言，现在再版了，当时我在里面说，这件小刀子是单范做的，后来证明是双范制做的，比原来想的还要进步。但零星的发现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

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还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和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埃及和两河流域发现的早期铜器比较多，可是真正进入青铜器时代，基本也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更早一点的时间。中国在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时代，目前最好的一些线索还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是属于夏代的文化。我们说夏代考古，现在很多人都承认了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时代还早不到公元前2000年，可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夏代，肯定属于青铜时代。这个地方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器，种类很多，有鼎爵、武器、工具等，而且从它发展的成熟性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可能存在一些更大、更精美的青铜器。上海博物馆藏了一个很大的钺，上面嵌有绿松石的花纹，这个花纹一看就知道是二里头文化的。大家知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我们山西也有很多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县东下冯。我在80年代演讲也提到了东下冯遗址，这个遗址出现了像铜铃等青铜器物，那么能不能再找到比这个更早的青铜器起源?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从夏县东下冯和偃师二里头来看，如果找这个来源，很可能在山西。现在这个问题我看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襄汾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范畴，它算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类型，可是在它里面，已有了青铜器出现的线索，不但有了个别小件的器物，而且还发现了一些从铸造技术水平来看非常成熟的器物，例如2003年发现的铜齿轮。它是一个扁的铜环子，周围有非常规整的小齿，就像一个钟表里的齿轮。陶寺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200年，这件东西是什么年代不用深究，它肯定比夏代早，就是比传说中的尧舜还可能早一点。这个铜齿轮带给我们很多问题:第一，它是砷青铜，从世界冶金发展史来看，最早的青铜器每每是砷青铜、在我国甘肃西部和青海北部也发现过一些砷青铜，但年代要比陶寺遗址晚。陶寺遗址发现这么早的砷青铜饰物是很特殊的，即使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周围的齿非常匀整的铜环也不容易。我们可以设想它有一个特殊的范，范要刻得非常匀整，砷青铜合金流动性较强，才能在范里面做出一个个精细的齿。这个铜齿轮说明当时青铜铸造已不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了，所以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山西古代有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把陶寺遗址和文献记载的传说相结合的话，它最适合的就是尧舜时代、从时间上来说，如果说夏的开始在公元前21世纪，或者更早一点，那就差不多进入公元前2200年了，从古书上说，尧舜加一块也不过就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如果把尧以前的时间算在里面，那么和陶寺遗址的时代就比较接近。传说尧都于平阳，古代所谓平阳在临汾以南，襄汾陶寺遗址也正好就在这个地带。

陶寺遗址是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北方地区龙山时代面积最大的城址。它有大城，还有小城，设想小城可能是宫城。小城里有宫殿基址，有作坊遗址，还有大型墓葬。在大型墓葬里还出了礼乐器，虽然乐器是小铜铃，可是同时有很大的鼍鼓，还发现了彩绘陶盘，在盘子里画有一条龙。这个龙和商周青铜器上的完全一样。从各方面来看，陶寺遗址已经是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社会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有文字。第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他们把这件带字的陶扁壶拿给我看时，真是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件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一个“文”字。大家知道与古文字有关的一些符号，总是有人怀疑，可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这件陶壶上面的“文”这个字。一看就是一个毛笔字。

这些方面就说明，陶寺遗址对于我们研究青铜器的起源，中国怎样步入青铜器时代，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等等问题都十分关键。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研究青铜器的起源，青铜礼器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山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以后还会有重要的发现。在1982年我还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山西虽然有夏县东下冯遗址，可是山西好像没有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前期的文化，当时考古研究所的先生们也都在场，他们也说只有线索，没有找到很像样的遗址。商代山西究竟是什么文化面貌，在整个商王朝它起着什么作用?这对山西古代史研究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不光商代前期发现的东西很少，商代后期发现的东西也不多，特别是在青铜器方面。这个问题现在当然不是个问题了。像垣曲发现了垣曲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面积和湖北的盘龙城差不多。这说明在商代前期，山西南部地区已经很重要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距垣曲不远的平陆出土的大方鼎，比之郑州发现的大方鼎也不逊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现，古代的社会等级极为严格，大家知道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之一，那么垣曲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大鼎呢?这就说明，当时垣曲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垣曲发现这样的鼎，反映当时举行过高规格典礼，这种高规格的典礼一定是王室或诸侯等大贵族才能够做到的。这说明，山西在商朝前期已经有重要的地位了，这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至于商代后期，近年来，我们在山西发现了很重要的青铜器群，除了已经出报告的《灵石旌介商墓》之外，最重要的是浮山桥北墓葬群，是商代后期的，规格要比灵石旌介高很多，非常遗憾的是被盗了。2001年春天，我经过香港，到台湾去讲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看到两个大铜爵，体型很大，上面都有“先”字，就应是桥北墓地出土的。在那个时期前后，带“先”字的青铜器，我们见了很多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方彝，后来被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大家知道这种方彝是极难得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物，个体也是特别大。所以浮山这个地方，在商代后期一定特别重要。而且浮山的那个“先”与后来晋国的先氏，也可能有联系。

在1982年我还讲到，根据古书的记载和对古书的研究，山西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太原以南都在商代的王畿之内，商在这儿有很多封国。按文献记载，微子和箕子的封地，传说一个在榆社，一个在盂县。当然也有其他说法，比方有人说微子在山东，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山西。微子是纣王的哥哥，有一种说法是同母所生，而微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不是王后，所以传位给了他的弟弟纣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商朝最重要的贵族，如果传说可信的话，商代晚期一定在山西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遗迹。这些遗迹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没发现就不存在，那是不对的，我们很可能以后会有重大的发现。像浮山桥北墓地这样的发现就是意想不到的。

下面我们谈第四个问题。在山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铜文化区域，这个我在1982年演讲提到了，那时候材料还很有限。当时我在演讲里特别提到了石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石楼就不断地出商代青铜器。我说的商代青铜器不是典型的商文化青铜器，是特殊面貌的青铜器，当时集中发现的地点就是石楼。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地点也渐渐增多了。它大概有这样一个范围，黄河在内蒙的托克托转角之后，向南流，这就成为山西和陕西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两侧陆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从陕西来说，最北就是府谷，一直往南走，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清涧，往南有延川、延安，最近最重要一个发现在甘泉，再往南一直可以到淳化。在山西这边，从石楼到柳林，向南也到了永和一带。这些发现非常多，后来还发现了一些遗址，特别是在陕西清涧发现了李家崖遗址，有人已提出了“李家崖文化"。在李家崖遗址还发现了城址，用石头垒的城址，发现了很多陶器，使我们对这一带的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山西这边发现了柳林高红遗址，也有城，也出土了很多陶器。这些其实总的说来是一种北方的戎狄文化。虽然它的很多礼器带有典型商文化的特点，个别还有铭文，可是有些东西是商人所没有的，比如说带有兽头的小刀子、铜铎、蛇首匕等等。这些都属于北方草原文化，也就是当时戎狄的文化，这一点是大家容易理解的。山西从来就是华夏和戎狄交错的一个地区。

在去年的时候，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始搬家，现在已经搬完了，在座的老师可能已经去看过了，也欢迎同学们到北京来看看新的首都博物馆。他们收购了一件铜器，估计就是在山西或陕西出的，是勺子形的，我们叫匕。这件匕上有一个老虎，还有一个人。老虎是立体的，在后边趴着，人在前边坐着。人的上身下身都有衣服，头发向四面披下来，基本一样长。他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是一身铠甲，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文化中的人的状貌，而且它是跽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些地区的发现，最新的一个例子，是陕西甘泉的阎家沟，见于《考古与文物》今年的第3期，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这些东西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代表的是北方草原文化受到中原华夏文化强烈影响之下的产物，越往南的越接近华夏地区，华夏的成分就越多，像甘泉就是这样，淳化也是这样，山西的石楼、永和也都是这样。越往北的，特别是陕西、山西北部的一些地区，看起来地方性就更强了。

在上述这些地方，也包括山西内地的一些地方，还发现有一种很特殊的文物，就是铜鍑。它像半个西瓜，下边有个圈足，上头两个小耳。这类器物是草原骑马民族的。从内蒙古到西伯利亚，一直到乌拉尔山，一些地方的岩画上刻有这种器物。这一类器物的分布横跨欧亚草原，它的东端可以到中国的东北，西端可以到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地区。它延续的时代也特别长，最早的可以到公元前几世纪，最晚的可以相当中国的魏晋十六国时期。

今天我们知道的这种铜鍑最早的例子是在我们中国出的，就在山西和陕西，早期秦国的地方甘肃礼县也出，可见在西周的时候，我们叫做戎狄的这种民族，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发展很有影响和贡献。可能这类草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应该在山西和陕西，也包括内蒙古的一部分。这个特别值得研究。

最后谈第五个问题。到山西来，当然不得不谈晋国。1982年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能够发现。这样的重大发现，不但对于山西的古代，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重要影响。不管是天马—曲村墓地，还是北赵晋侯墓地，它们在青铜器研究上，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连续的年代标尺。现在我们知道天马—曲村遗址可以上推到西周初。从西周初一直排到西周结束，甚至更晚一点。这个序列基本上把整个西周包括在内，而且我们知道晋侯墓地有第二代晋侯的墓葬，就是M114和M113，应是晋侯燮父及其夫人的墓葬,。这是我们现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国墓地里面最完整的一处。

西周的诸侯国墓地我们找到了很多，这么多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墓地，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晋侯墓地。晋侯墓地这么连续，而且我们有《史记·晋世家》、有《世本》相对照，出土了许许多多的青铜器，当然对于古代史研究，特别是晋国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晋国的兴起和历史地位，会看得非常清楚。有些学者认为晋国一开始不太重要，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兴盛起来，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大家读《左传》就明白，定公四年讲到周初的封国最主要的就是鲁国、卫国和晋国，每个都有特殊的诰命。鲁国的诰命叫《伯禽》，卫国的诏命叫《康诰》，晋国的诰命叫《唐诰》。今天只有《康诰》存在，可是这些诰命的名字还保存在《左传》中，说明春秋时期的人，还知道这些事情，反映出周初建立这三个诸侯国是最重要的事。晋国之封在夏墟，也就是大夏之墟，这一点特别清楚，在晋侯墓地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反映出晋国和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最近出现的一件流散青铜器，二十八祀铜簋，发表在今年《考古》第7期上。这件簋的口部有点压扁了，它的铭文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字不认识，我们姑且把这个字读作“觉”吧，不一定对"。铭文内容是：“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显然是一个小君长叫做“觉”，为他的妻子“姚”做了一件铜簋，正好与周王命唐伯侯于晋这件大事是同一年。大家知道，唐国是唐尧之后，在成王时期，唐国被周公消灭了。成王的弟弟叔虞被封在了唐国，当时还称作唐。到了唐叔虞的儿子燮父，迁徙到了靠近晋水的地方，国号遂改为晋。晋也还在唐的范围之内，古书上就说唐和晋是很近的。很明显，铭文中说“王命唐伯侯于晋”，是指唐叔虞的儿子燮父迁都的事情。最后说“唯王廿又八祀”，有的学者认为成王28年，有的认为康王28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康王28年。

过去我们研究先秦的历史，有一个观点是很不正确的，我们老是拿看《春秋》、《左传》这个思想来看西周。你看《春秋》、《左传》时，王没有什么用处，总以为这个周王朝是一个很松散的政权，各诸侯有很强的独立性，其实西周时期不是这样。西周时很多的诸侯国，直接就在王的指挥之下。齐国也是一样，王封太公时就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天下的五等诸侯，九州的君长，他们犯什么事，你出兵去打他们。齐国管这事干什么?因为它可以代表周王。所以齐国非常感谢，齐国前五代国君，死了之后都返葬宗周。说明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晋国也是一样，M114出土一件韦甗，这件甗的铭文提到周昭王南征，晋国一个叫韦的人参加了，周王派他到繁这个地方去作大使。这是周昭王到南国的一件事，在昭王十九年的正月。韦甗埋在晋国墓葬里边，说明韦是晋国一个大臣。“繁”，我觉得就在三星堆一带，汉代这里就称为繁县，现在还有新繁这个地方。繁和蜀是相连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受王的派遣去的。还有叔虞方鼎，可能是唐叔虞本人的，这件铜器的铭文内容也是说叔虞受到了周王的赏赐。

当时的西周王朝是一个相当统一的、有凝聚力的王朝，它的力量很大，非常强。晋国是西周王朝在北方的重要支柱和屏障。我个人一直认为，晋国的疆域是很大的，并不是只有曲沃这么一块，它本身之封，可能只有几百里，可是它控制的范围很大。晋国的北面，有个姬姓的杨国，再北方呢，则是很多戎人，这些也是交给晋国管理的。所以晋国的建立，古书上讲得很清楚，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是指统治的结构是按华夏的结构来办的，“疆以戎索”它的疆界、土地、制度等等是按戎人的法则来做。所以晋本身封国很小，但影响很大，是一个非常重视各民族之间融合交流的国家。

晋国的军力也非常强。大家可能觉得晋侯墓的墓地也不怎么大，有的晋侯才随葬五个鼎，看起来很小家子气，怎么这么少呢?你看它的车马坑就知道了.M8是晋献侯，就是晋侯苏，晋侯苏的编钟里记载，他跟着周厉王南征北战，我个人认为是他那时还年轻，带兵去打仗，身先士卒.你看看他那个车马坑，整个都是战车和马.古代一个国家的军力就是用战车来衡量的，所以说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M8的车马坑现在已经挖出来40多辆车了，60辆应该没问题，一个国君殉葬，把一个军队带走了，多少人啊，他的国家还要不要防守了?当时有法律规定，一定面积的土地出一辆车，随葬的车多得很，反映出晋国是一个武力非常强盛的国家。到了西周灭亡时，晋国起的作用更大。大家知道晋穆侯之后是殇叔，殇叔是篡位的。殇叔之后是晋文侯，古书中说，“晋文侯定天子”，决定了周平王的地位褒姒那个儿子伯服跟周幽王一起死于戎祸，褒姒被俘虏走了。这时周朝的大臣拥立两个王，一个是太子周平王，一个是携王。当时两个政权并立，就是晋文侯出的兵，把携王杀了，使局面稳定下来。

所以我个人不赞成晋侯墓地最后那个墓是晋文侯之墓，我更倾向羊舌村大墓是晋文侯或者是晋昭侯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就谈到这里。

再一次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这个题目，我想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长进，而是我们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因此，今天我们能涉及的内容比上一次充实多了。希望再过五年或十年，我们还有机会谈青铜器和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注：1982年李学勤先生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做了题为《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报告，原文收录在《新出青铜器研究》中。2007年6月22日，李学勤先生在山西大学做了题为《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报告，后刊发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