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在古代商周、秦汉时期比较普遍，后来就不用了，所以都是高古件。因为存世量较大，所以价格很便宜，个人认为目前还处于价格低谷。以下是正文，文字较多，图片有点小。跟大家分享。

带钩的称呼由来已久，古时称带钩常用一个“钩”字，在古文献上出土的钩铭和遣册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唐代成玄英注疏中说得非常肯定，“钩，腰带钩也。”，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楚简就直呼带钩为钩，“一组带，一革，皆有钩。”，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的带钩自铭“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其它《左传》、《国语》等书也都提到带钩，最为人熟知的是《淮南子·说林训》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在当时就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带钩的全称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中钩佯死，以误管仲。”；《祥异记》：“长安民有鸠飞怀中，化为金带钩。”也是一例。至于称带钩为“犀比、鲜卑、饰比、犀毗、胥纰”等名称，那是认为带钩用于胡服，带钩又从胡名，其实这一系列的名称所指并非带钩一物，至今仍有争议。带钩之名大致起于东周中期迄于隋唐，基本上伴随了整个带钩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时代。

带钩的起源之前考古实物定出的上限是春秋中期，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墓葬中出土有铜带钩，细长条形，腹部椭圆，末端较齐平，腹上有二道横直纹，长4.6厘米，已是带钩的基本器型。之后，1972年浙江金星村、1986年余姚反山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带钩，将带钩的起源提前到史前文化时期。带钩的出土地遍布全国20多个省区，流行的中心范围是中原、关中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北到长城附近，南到两广云贵，河南、陕西、山西一代的周王室王畿和秦晋故地是带钩的故乡。

分期形制

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木各种材质，工艺制作上又有错、镂、鎏、嵌、刻之别，今存世量最多的是铜带钩，而春秋战国时期和汉魏时期的铜带钩最能代表带钩的特点。王仁湘先生将带钩的发展划分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始作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鼎盛期；秦汉时期的普及期和魏晋时期的衰落期；将带钩造型归纳为水禽形、兽面形、耜形、曲棒形、琵琶形、长牌形、全兽形、异形等，对带钩的认识具有指导意义。

尺寸是判断带钩的重要条件，春秋时期的带钩形制短小是其一大特点，这一时期的带钩一般不超过10厘米，绝大部分不超过5厘米；战国时带钩的形制比春秋、两汉及其他时期都要长，一般见到尺寸大的带钩，尤其是超过20厘米以上的带钩，是战国时期的可能性就大。

通常春秋战国的带钩都不大，尺寸在10厘米左右，一般都在10-14厘米，有的仅在2厘米上下，只有少量楚钩长度在20厘米以上。春秋时的小带钩长度多在1.7到8厘米，最长也未超过12厘米，钩体素面为主，钩钮靠近钩尾，形制上以水禽形为主，也有兽面形、耜形和琵琶形。曾经有山东临淄郎家庄大墓及陪葬坑出土过带钩66件之多，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带钩使用已很普遍。

琵琶形带钩至战国中期最为常见，钩钮的位置继续往钩体中部移动，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到战国晚期，带钩进入了鼎盛时期，分布范围之广、数量型式之多、工艺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曲棒形带钩的钩钮在钩体中部，长牌形和琵琶形带钩钩钮多在距钩尾三分之一处。战国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有一件特大长牌形带钩，长46.2厘米、宽6.5厘米、厚0.5厘米，钩体嵌金丝和金片为凤鸟纹，钩首为龙头形，用金丝金片作龙眼龙眉，是名副其实的钩中之王。

秦和两汉是带钩普及发展的时期，耜形、长牌形基本淘汰，琵琶形素面为主，钩体变窄；到西汉中晚期，带钩向小型化发展，多在2-8厘米，超过10厘米的就已少见。东汉时期是历史上带钩分布最广的时代，带钩的大小差别明显，小的仅有1.1厘米，大的超过21.8厘米，体量较大的带钩表现出明显的高等级特征，从新莽到东汉末年时带扣兴起，至魏晋南北朝带钩逐渐被带扣取代，带钩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耜形带钩最早见于春秋中晚期的燕国墓葬，其主要在三晋和关中地区流行，（如图1）耜形带钩是一种短带钩，其基本特点是钩首小，钩颈细长，细长的钩颈与宽大的钩肩直角连接，钩尾漫圆，素面为多也有少量带有装饰。

琵琶形带钩一直是带钩的主要形制，这类带钩从钩颈到钩尾其钩身往往有一个由窄到宽的缓慢过渡，而在钩尾处大部分收为圆弧状，由于钩身较大，往往表面进行装饰。琵琶形带钩本身宽窄长短变化多，早期以长形为主，钩体大多有纹饰，钩钮靠近尾端，后期的短小素面多见，钩钮离钩较远，其中宽体粗颈，钩钮近尾端在整个战国时期都有发现，有专家以为，窄体的琵琶形带钩是由宽体发展而来。（如图2）琵琶形带钩样式多，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尺寸一般在7至8厘米左右，过长的属于长条形，过短的就属于立钩了。

竹节形带钩是模仿竹子的竹节，有时不仅模仿一节还模仿一段竹子，这类带钩通常也有中间粗两头稍细的特征。（如图3）

龙形带钩因为钩首的形象龙头长耳、翘吻、无角，常被称为兽形，有时与盘龙纹带钩混淆不清，（如图4）实物中龙体与背景剔透出来的应叫盘龙形带钩，没有镂空，龙体和背景铸在一起，只有浮雕效果的叫盘龙纹带钩应更准确一些。（如图5）

大部分的战国青铜带钩钩钮相对在钩体的尾部，部位多在钩体长度的三分之二以后，还常常和带钩向后扳折结合在一起，到汉代钩钮逐渐向钩体中间移动，钩身也渐呈圆弧状。两汉普通的带钩钩体线条更加流畅，钩颈处过渡比较圆滑，略上扬，钩体圆形、半圆弧形增多，钩尾弯曲下垂，钩钮在尾端的带钩较少，钩颈弯曲的线条柔和圆滑，钩体向圆弧状过渡。（如图6）

按带钩的品质，战国的复合带钩是最美带钩的代表。中原地区铜带钩因为量大、平民化，至秦汉形制渐趋统一，创造力下降，而吴、楚、越之地及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出现了一些仿生形象带钩，体现出一种丰富的原始想象力和生命力，但与中原带钩以简驭繁的雍容大度是有不同的审美意义。

范铸装饰

金属类带钩的工艺装饰主要使用铸造、錾刻、镶嵌、鎏金、错金银的手法，其中尤以错金银和镶嵌为佳，也是传达带钩自身形式美的特征之一。（如图7）历史上就有加工精美的带钩典范，《太平御览》录《陈留风俗传》中有记载：“浚仪，周时梁伯所居国都，多池沼，时池中出神带钩，到今其民像而作之，号曰‘大梁氏钩焉’。”浚仪是西汉县置，此地所仿的带钩虽然没有实物例证，但一定十分精美。魏国后来迁都于大梁，即今河南开封。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魏国贵族墓出土的“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用银制成，通体鎏金，钩身铸兽首和凤鸟，钩身正面嵌了3枚白玉玦，玉玦中心镶有半球形琉璃彩珠，钩首用白玉琢成雁首形，这枚带钩装饰奢华，一定可以媲美浚仪的大梁式带钩。

带钩的铸造加工马振凯先生做过分析，有“左右合范法”： 此法素面带钩为多，钩面有纹饰的带钩一般不使用此种方法，双合范可以铸造单个或多个带钩，浇口一般在钩颈顶部，两范间有卯榫或定位销定位，有些带钩钩体上有一道或几道凸起的铜痕，就是范线。左右合范有时需要增范，带有纹饰的钩面要留有接口和前两块范的钩颈和钩钮对接，这就需要增加合范，有增范的连接面在钩面和钩背的横剖面上，连接面上起于钩颈处的钩面，下止于钩尾处的钩背边缘；而带钩的钮要另外增范，并封住范的底部。

前后合范法：钩面包括钩首在前一块范上，钩背包括钩钮在后一块范上，两

范前后重叠用卯榫定位，和左右分范不同，前后合范必须使用增范且数量不少于两块；一块置于钩体和钮帽之间用于形成钮柱，一块置于钩颈部位用于形成钩首，钩首也需两块小增范。

铸造带钩有三个关键，一是钩首，二是钩钮，三是钩面的纹饰，钩钮部分往往与钩面对接不在一个平面上。有了增范就可以先在带钩的后范上做好直径大的钮帽范腔，然后再做一个堵范，放在钮帽上面的平台上，在堵范中间打一圆洞形成钮柱的范腔，然后把后块和前块固定在一起。浇铸时铜汁顺着钩体腔流到钮柱腔，顺着钮柱腔流进钮帽腔，揭范时拿出带钩，砸开套在钮柱的范块，钩钮就制作完成了。一些钩体背面常有四边形的范痕和凹陷的现象，就是增范的遗痕；钩首部分也是做同样的增范加以处理。

考古发掘中至今少有镂空带钩的陶范，但确有精美的带钩表达出带钩范铸技艺的非凡水平。（如图8）带钩在琵琶形钩体上从上至下饰有羊头纹、双凤纹、兽头纹依次排列，钩体有左右对称10处镂空，加上兽口和下颌处的镂空总共有12处之多，从对称纹饰的微小差异看是采用前后合范法，那12处镂空都要有一个范芯来填充，范芯就是形成镂空的所在，即必须在12处镂空的地方做好范芯用以阻断铜汁而形成镂空，钩身是立体的，镂空是单面的，钩背是平面的，钩首和钩钮两处是使用增范完成。战国时期青铜工艺已有失蜡法，此带钩中空的体腔，细致的凹凸纹饰线条，增加了采用先进技术铸造的可能性。

“金银错”属带钩铸造后的加工，但带钩上的错金银必须先制范，按照设计的图案先制成凸纹的带钩模，再用母模翻制成范；铸好的带钩纹饰经过修整使用玛瑙或玉石压子将金银丝嵌入沟槽擀压平整，使用椴木烧制的木炭加清水打磨或用皮革打磨，才使纹饰发出柔亮的光泽。

镶嵌工艺在带钩上多是用软镶法，即在带钩预留镶嵌用的凹槽内和玉石、松石的镶嵌面上涂上漆液，待黏实后再进行磋磨加工，许多贵重的带钩就是将镶嵌工艺和错金银结合起来使用的。

从考古发掘上看，青铜带钩为大多数。因青铜坚硬适宜做带钩，虽然明清仿战国秦汉带钩有使用红铜的现象，但错红铜带钩还是有实物出现，（如图9）这种错铜工艺与大量的青铜和金银错带钩相比，成了较为难得的稀有品种。

使用方法

带钩与服饰的进化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古时服装的纽扣在宋代墓葬出土的上衣衣襟前发现过用布条做的钮襻。在此之前没有纽扣的服装，都是在衣襟之间用一根根小带子系紧，穿在最外层的长袍在腰间系一根大带把衣服裹好，大带如同今天的腰带，一种是丝织物制作，叫绅；另一种是用熟牛皮制作，叫鞶，通称革带。鞶的系束无法打结，要用带钩将两端扣连。商周时期普遍在上衣外面系带，带有两条，一为丝带，一为革带，有时革带在里，丝带在外，用于系饰饰物，二者并行。

古人用带钩束带，带钩入孔的主导方向是由右向左，左手执带，右手执钩，将钩首挂入带孔。带钩有束带和佩挂两种用途，束系革带的带钩一般都用长钩，有一定的弧度；用于佩挂的带钩造型都比较小，多是水禽形和琵琶形。以往常以带钩的尺寸、形制来推断用途，随着考古资料的充实，逐步提出了“佩器钩、佩物钩、襟钩、剑钩、衣钩”的概念。

革带用钩普遍的用法是将钩钮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挂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这种用法可称为“单钩法”，束带时只用一枚带钩，偶有两枚关联；带钩不直接穿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一端置一环，钩首钩挂在环上，可称为“环钩法”。古人使用带钩系扎应还有丝质腰带，最初丝带可能是打结系扎，带钩出现后一端将丝带缠绕在钮柱上，一端把打好的结往钩首上挂牢即可。

革带用钩最直观的例子是秦始皇兵马俑上带钩的用法，带钩置于带头，带尾上有带孔二至四个，带钩勾挂的方向是带头居左，钩首从左侧带尾孔中由内向外穿出。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山东诸城葛埠村战国墓葬也有出土铜灯人物用带钩连系革带的形象资料。

一些墓葬中随葬带钩的位置是在死者的中腰位置，这样的带钩是入殓时勾挂在腰间的，应是革带用钩；但从现有资料看，墓葬中发现的带钩大部分是放置在人架腰腹部，不少是在头、颈、肩、胸、眼、足和身侧部位，只是用于随葬。要想确定一件带钩的具体用途，除了带钩的形制大小以外，它的出土位置和共存器物也是十分重要的。

佩挂用钩常用作钩挂武器和其它器物，考古证实的有剑、刀、削、弩。这类钩是将钩钮嵌入革带一侧，钩首向下便于钩挂器物。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带钩发现

很多，这与当时盛行佩剑之风不无关系。古时无衣袋，常另佩小囊盛放随身杂物，佩挂用钩有时与铜镜、铜印、铜币一起出土，当为钩挂此类物品所用。佩挂用钩一般尺寸应在6厘米以内，因为配挂钩的钩钮到钩尾的距离很短，钩尾也不应超过腰带的上缘，若引一条钩钮与地面的垂直线和一条钩钮内钩挂的着力点与地面的垂直线，两线距离越近越符合配挂钩的要求，长于5厘米以上基本就可以排除佩挂钩的可能。（如图10）

有时将形体短小的一类带钩称为襟钩或衣钩，这类带钩十分短小，有的几乎没有钩身，钩首弯回就到钩尾。古时有方领的直裾长衣，因方领处有一伸出的衣片，为了避免衣片下垂敞胸露怀，古人可能在右肩钉一个扣或者环，在右襟上缀一带钩，用带钩和右肩部的扣或环连接，那些超小型的带钩推测应作为襟钩或纽扣使用。小的带钩虽不一定用作革带钩，但用作佩挂钩的最多，用作佩饰的用钩应该很少。

带钩与环组合使用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束带方式，与一般流行的方法不同，在腰带本来应有钩孔的位置安装上一个圆环，束带时带钩并不直接钩挂在革带上，而是将钩首勾挂在圆环上。用于丝带时先将带钩的钩钮在丝带右端缠绕系扎固定，按照腰围长度将丝带最左端缠绕系在一个环上，使用时只需将环挂在带钩钩首即可。不仅束带，古代的佩挂钩也会配合带环使用，如佩挂剑时会在鞘上先固定一个圆环，使用时可将圆环挂在钩首。这种钩环配用法在出土文献和实物中都可得到例证。（如图11）战国墓楚简中记有“一缂带……一玉钩，一环。”，战国和两汉墓葬中也见有带钩与圆环共存的例证，有时能见到带钩直接勾挂在圆环上，那时的革带和丝带都有可能采用这种方法束系。

文化意义

带钩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其实用价值。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后来演变成成语“窃钩盗国”，讲的是“田氏伐齐”的故事，庄子以带钩之小衬托国家之大来宣扬他的“至德之世”的思想；《庄子·知北游》“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比喻劝人专心致志做事；《升庵诗话》（明·杨慎）“孔子辞廪邱，终不盗带钩。”赞扬了孔子对待取舍的高行态度；孔子的“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说出了做事要专心一致，心有顾忌就会分散注意力，分心他顾，思绪必然混乱的道理；孟子“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指出了不能用不恰当的对比去怀疑礼仪的重要性；魏文帝曹丕《与王朗书》“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巴蜀之钩。此言难得之贵宝，不若易有之贱物。”将贵与贱对比，将难得与易得之物对比，在他看来与其追求很难得的宝物，不如求取容易得到的实用之物。古代先贤论说带钩都是以其小而言，阐述小中见大的道理。

“管仲射钩，桓公以霸。”（《史记·晋世家》）带钩还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时齐桓公不诛射杀自己的管仲，反拜为相，富国强兵，如果不是那枚小小的带钩，人们很难想像齐国乃至春秋的历史会被改写。

今人早已不用带钩，存留于世的带钩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不仅是带钩反映了古人生活的时代轨迹，还因为带钩承载了太多的文化传统，带钩的铸造、带钩的使用、带钩的形制、带钩的工艺、带钩的故事处处显示出带钩价值的厚重！

最后来一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