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这一最早起源于西周末年，主要用来钩系束腰革带的附衣挂钩，曾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明清时期。而“包金镶玉银带钩”无疑是战国时期带钩中最具典范和艺术性的代表作了。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这件带钩完美的将金、银、玉三种在当时最为贵重的材质结合在了一起，并以带钩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从这件带钩中，我们完全可以一窥我国战国时期带钩的制作工艺与水平。

带钩，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来扣接束腰革带及别在腰带上悬挂囊物、装饰品的挂钩，它一头有钩，一头有钮，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多为上层官僚贵族及文人武士所用。最早的带钩(也称“原始带钩”)应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带钩，但其形制和后来传统意义上的带钩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意义上的带钩起源于西周末年，但这时期的带钩多为玉质、青铜带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制作工艺的提高和金、银、铁等金属的广泛使用，开始出现一些利用镶嵌工艺制成的带钩，这种带钩一般都是在银上鎏金嵌玉，或者在铜、铁上错金嵌银。而“包金镶玉银带钩”正是这一时期利于鎏金工艺和镶嵌工艺制成的一件做工精细、华丽的典型带钩。

这件“包金镶玉银带钩”1951年11月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的５号战国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全体长18.4厘米，宽4.9厘米，中腹有一圆孔，直径1.1厘米。该带钩整体用白银铸造，通体鎏金，钩身铸出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于钩身前后两端，作相背的对称排列，形似牛首，而双耳作扁环状，长尾鸟居钩身左右两侧亦作对称安排，体修长呈Ｓ形，盘曲透逸回旋，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突出。继而又在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三枚，玉玦表面线刻谷纹，三玦均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自前而后大小依次递增。在玉玦中心各雕一粒半球形玻璃彩珠，钩身前端又镶入用白玉琢制成鸿雁首形的弯钩作为钩首，其上用阳线雕出鸿雁的口、眼等细部，从侧面看恰似一曲颈昂首的鸿雁。钩身局部还凿饰有小点，以黑漆勾线、点睛、突出轮廓。

独具匠心的造型设计，鎏金、镶嵌技术的纯属，正如袁胜文先生所说“战国玉带钩艺术成就极高，此时的玉带钩不仅做工讲究，纹饰精美，而且还常常与金、银等贵重金属结合使用，显得富丽堂皇，雍容高贵。”可见，此件“包金嵌玉银带钩”可以说是我国战国时期带钩制作工艺中的典范之作。

带钩一般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钮则起固定作用（有的带钩则无钩钮，“包金嵌玉银带钩”即为无钩钮）。“包金嵌玉银带钩”的钩首为一用白玉雕琢细致的状若鸭头的弯钩，在白玉鸭首上用线条阴刻出了其鼻、嘴、眼的形状，其耳则为雕琢而出。

除了钩首用白玉雕出之外，钩身的脊部也镶了三枚白玉玦，玦面琢谷粒纹饰。玉玦是古代圆形系列玉器中的一种，近似玉环，但有一缺口。《国语·晋语》中有“玦如环而缺”的解释。考古发现的玉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片状玦，一种是柱状玦。而“包金嵌玉银带钩”钩身所嵌玉块即为片状玦。此三玦之上都饰以谷纹，而这也是战国时期玉器纹饰的特点之一——即玉器纹饰以谷纹为主。

根据《辉县发掘报告》中的记录来看，在出土“包金嵌玉银带钩”前，放置该带钩的墓室已被盗过，并遭破坏。因此，此件制作精美的战国带钩能够有幸保存下来，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确实意义非凡。通过研究此件带钩，同时对比同时期出土的带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战国时期带钩的制作特点。首先，战国时期的带钩制作将玉器雕琢与金银错、鎏金等工艺巧妙结合。其次，战国时期，由于人们发现并且开始利用越来越多的金属原料，不再受限于之前的玉和青铜，这就使得工匠们有了利用更先进技术来制作各种带钩的可能。

在这件珍贵、华丽的“包金镶玉银带钩”背后，正是我国战国时期带钩制作技术及工艺的体现。同时，战国时期的带钩形制及其制作工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以后的秦汉时期，乃至于元明清时期的带钩造型及制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