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地处关中平原西部，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是宝鸡的东大门，因“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而得名，是西周文化的发祥地、佛教名刹法门寺的所在地，素有“周礼之乡”、“青铜器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是中外闻名的周原文化宝库、万众朝拜的佛教圣地。

扶风与岐山相邻，是周人迁岐之后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史书谓“岐邑”、“岐周”所在的京畿之地。多年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青铜器,仅扶风一县商周遗址即达二十多处,保留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境内有各类文物保护点453处，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

扶风县地理位置

扶风城隍庙

扶风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距今约700年历史，有明、清古建筑18座，占地面积6668平方米，古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庙宇内各单体建筑布局对称，主次分明，山门殿、木牌坊、八卦亭把全院分为三进的四合院落。古建筑形式上既保持了官式建筑的特征，又融入民间建筑的手法，在营造法式上和梁架结构上有着独到之处，为关中西部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具有较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扶风县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环境清雅宜人、古建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融传统文化、古代建筑、民间工艺于一体。扶风城隍庙2006年被国务院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扶风县博物馆

扶风县博物馆位于扶风城隍庙内，2009年6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博物馆馆藏文物上万余件（套），举办有扶风出土西周青铜器精品陈列、扶风出土历代铜镜陈列、西周农业科技史陈列、扶风碑碣石刻陈列等。博物馆还举办每年两次的扶风城隍庙古庙会。

扶风县属于周原核心地带，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出土青铜器很多，大多数收藏于台北故宫、上海、宝鸡、周原、陕历博等博物馆，也有为数不少的青铜器被日本、欧美等博物馆收藏。本文主要就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青铜作以简要赏析。

（冬戈）簋

1975年3月5日，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社员白明科和白别升被队上指派，套着大犁到村西南深翻刚刚平整过的土地。突然，白明科赶的两头牛停下来不走了，他扬起鞭子，牛猛一用劲，随即听到"喀嚓"一声，两头牛拉着不带铧的犁向前冲去，驾犁的白明科险些摔倒在地。经过查看，发现铧尖因插入一件翠绿色铜疙瘩内而折断。这就是庄白一号西周墓的发现经过。后经清理，该墓共出铜器18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作国宝的(冬戈)簋。

(冬戈)簋高21厘米，口径22厘米，腹深12.5厘米，重5公斤。弧圆形盖，盖上有圆圈状握手，敞口，颈微束，腹外鼓，盖上及腹侧分别有对称排列的高浮雕高冠卷尾大凤鸟纹，以纤细的阳线云雷纹填地。腹两侧分别有对称的高冠尖喙收翼直立的圆雕凤鸟形立耳，腹下有外撇的低圈足，表面饰有两道空弦纹。盖内及圈足底可见当初铸造时遗留的方形支钉和菱形方格浇痕。盖、底同铭，共11行134字。

这件簋造型独特，装饰华丽繁缛，铭文叙事详尽，不仅是西周时期一件书法精品，而且是目前发现铜簋中铭文最长的。它再现了发生在3000年前的一场不见史载的战争。从铭文和器物造型及纹饰看，(冬戈)簋的制造年代应是西周穆王时期。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扶风县博物馆。

铭文内容大致如下：惟六月初吉，乙丑，才（在）【高止】（堂）师戎伐君叔冬率有（司）师氏奔追及戎于【周或】林，博戎【害夫】朕文母竞敏启行，体宕厥心永袭厥身，卑克厥啻（敌）获【首或】百，执讯二夫俘戎兵逐甲矛戈弓俻矢胄凡百有卅五，宽掠戎俘人百又十又四衣博无曨于【冬戈】身，乃子【冬戈】拜，稽首纣扬文母福刺，用作日庚，尊簋乃子冬戈万年甲，夙夜向考于文母，其子子孙孙永宝。

(冬戈)簋铭文记载了周王授命将军冬戈率兵抵御淮戎，和战斗后周王对将军(冬戈)的奖赏。对研究西周历史、地理、淮戎分布等都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淮戎又称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成康时期，周王朝以武力控制了淮夷，迫使淮夷各国向周王朝缴纳布帛贡赋，提供劳动力。但是，淮夷人民不愿接受周王朝的压迫剥削，不断进行反抗，也屡遭镇压，(冬戈)诸器就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㝬  簋

1978年5月，扶风县法门公社的社员正在挖水塘，施工一直持续到夜里。推土机在推土的时候，忽然被一个东西挡住了。司机以为遇到一块大石头，就加大油门，只听"当啷"一声，火星四溅。推土机的司机被吓了一跳，赶紧停下来查看。发现土里有一堆绿色的青铜碎片。原来这是一件破碎了的的青铜器，经过考古学家的修复，这件㝬簋现在完整的展示在博物馆。

㝬簋又称胡簋，“㝬”（hu）是西周周厉王的名字。这件簋，高大魁伟，稳重大方，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内有铭文12行124字，是周历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也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号称"簋王"，是国家一级文物，国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簋为周厉王为祭祀先祖而铸，器型为方底座，圆形腹，高圈足，凤鸟形双附耳。器底座上饰竖条瓦楞纹，腹上部和圈足各饰一圈钩云纹，腹中部饰竖条状瓦楞纹，器形雄伟厚重，拙朴典雅。此簋下有方座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两耳飞扬跋扈，简洁而大方，神秘而狰狞。

㝬簋铭文

王曰:"有(旧)余隹(虽)小子，余亡康昼夜, 坙(经)雝铭文(拥)先王，用配皇天。簧(横)黹(致)朕心，坠(施)于亖(四)方。肆余以(义)士献民，爯(称)盩先王宗室。"[害夫](胡)乍(作)将〈从鼎〉彝宝簋，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其各(格)歬(前)文人,其濒才(在)帝廷陟降，(緟)貈(愙)皇帝大鲁令(命)，用[素令](令)保我家、朕立(位)、[害夫](胡)身.阤阤降余多福，宪(宣)(导)宇(吁)慕(谟)远猷。[害夫](胡)其万年，将〈从鼎〉实朕多御,用贲(祈)寿，匃永令(命)，畯才(在)立(位)，乍疐才(在)下。隹(唯)王十又二祀。

㝬簋制作于厉王十二年，内底铸铭文124字。铭文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该铭文书法点画劲厉，风神烁烁，颇似大克鼎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

㝬簋的铭文所提供的信息为研究西周时期的礼制、祭祀、军事、朝政制度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㝬簋的铸造为当时的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冶金配比、装饰审美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物证和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

扶风县博物馆“鉴史流光--馆藏历代铜镜珍品陈列”

扶风县博物馆“鉴史流光--馆藏历代铜镜珍品陈列”

铜    镜

铜镜是我国古代常见的生活用品，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墓葬里就已经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铜镜。战国和两汉时期铜镜迎来了它的发展高峰，这一时期铜镜品种多样、装饰繁缛，内容丰富，制作工艺有了极大的提高，时代特征非常鲜明，是对墓葬或其它遗迹进行断代的一个重要辅助依据。尤其是图案装饰和铭文的大量运用突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风气。唐代是铜镜的最后一个发展高峰，这一时期铜镜的装饰、造型、铸造技术都和汉代有很大的差别，尤其铜镜铸造时金属成分中含锡量的提高，使得唐代铜镜多具有光洁明亮的外观，同时出现了很多诸如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方形等新种类的铜镜，装饰图案更趋于写实，多为生活气息浓郁的花鸟、蜂蝶、鸟雀、鸾凤等，折射出唐代国强民富、欣欣向荣的社会面貌。

铜镜除作为佩饰和照容作用外,铜镜还被赋予了镇恶辟邪的功能，古人往往认为邪恶多处幽冥之地，而铜镜可以采阳光以破之，汉代时期的日光镜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乐未央”等就是对其这方面作用的记述。在唐代铜镜还被作为赏赐之物，典型的铜镜有千秋镜和秦王镜，是玄宗皇帝在千秋节（农历八月初五日）时赏给恩宠的臣下，隐含告诫之意。铜镜也是夫妻感情象征的纽带，铭文镜中文字多有反映夫妻相思牵挂的内容和爱情故事。

扶风县博物馆收藏有先秦到晚清历代铜镜400余面，该馆常设有“鉴史流光--馆藏历代铜镜珍品陈列”，部分藏品如下，供大家学习参考。

战国 蟠虺纹镜

1972年扶风县召公镇灵护村墓葬出土，直径11.5厘米，重250克，二级文物。三弦钮，圆形钮座，饰变形蟠虺纹，边缘斜坡状，外沿直立。蟠虺在古时指一种弯曲的小蛇。传说中虺500年后可以变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韩非子》：“虫有虺者，一身两口，争相龁也。遂相杀，因自杀。”蟠虺作为纹饰多出现在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上。

汉 七乳禽兽纹镜

1972年扶风县召公镇灵护村墓葬出土，直径11.5厘米，重250克，三级文物。半球形钮，圆形钮座内有9个环绕的小乳钉组成的连珠纹，钮座外饰有线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瑞兽图案，以7个稍大的带圆座乳钉作间隔。镜缘宽平，上有双波折线和等腰三角锯齿纹装饰。图案装饰繁缛，线条刻划流畅自然。图案和汉代盛行的道教神话传说有密切关系。在《博古图录》里也把这种铜镜称为四灵三瑞镜。图案间乳钉数量通常5～8个不等。

汉 双圈铭文带镜

1970年绛帐收购站拣选，直径17.5厘米，重1700克，三级文物。按铭文也被称为清白镜或昭明镜。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钮座内有一周连珠纹。内区顺时针旋读铭文一周，内容“内清之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忠，雍塞不泄”。外区另有旋读铭文一周，内容为“洁清白而事君忠汿之弇似玄锡之得□□辉夫日忘美□□□□□灵高毋绝”，书体方正规矩。内外区之间为突起的带棱作间隔。镜缘宽平，内沿下斜呈坡状。是出现在西汉晚期的一种铜镜。

西汉末至新莽 四神规矩镜

1974年出土于扶风县天度乡阎马村，直径18.6厘米，重930克，一级文物。半球形钮，柿蒂纹方形钮座，柿蒂纹相邻的空间填以铭文“长宜□（官）秩”，其中第三字缺失。方形钮座周边环绕排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文字，小乳钉间隔。钮座外有对称的规矩纹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神兽、羽人图案，用稍大乳钉间隔。边缘宽平，饰有锯齿纹和一圈流云纹。花纹丰富生动，装饰繁缛，线条流畅，制作精良。该铜镜有反映伏羲、女娲手持之物的规、矩以及反映四方保护神的四神、羽人等图案，应与汉代盛行阴阳五行学说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慕仙崇道的风气。同时对于研究当时铜镜制作技术有重要价值。

西汉 上太山仙人镜

1975年出土于扶风县揉谷乡陵东村，直径16.5厘米，重550克，三级文物。半球形钮，方形钮座。内区饰有规矩纹和四神等图案，单体图案之间有突出的小乳钉作为间隔。外区为顺时针旋读的一圈铭文：“上大（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驾虬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贵富昌，乐未央兮。”边缘饰有锯齿纹和流云纹。

西汉 王氏仙人镜

1974年出土于扶风县新店乡万杨村，直径15.5厘米，重600克，三级文物。形制和太山仙人镜相类，边缘饰有波折纹和锯齿纹相间的装饰。外区有顺时针旋读铭文一周：“王氏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崇信神仙，追求长寿之法，效法黄帝故事的行为，到了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地步。该铜镜的铭文正是对当时盛行慕仙崇道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

隋 四神十二生肖镜

1973年扶风县建和乡周北村出土，直径18厘米，重1200克，三级文物。半球形钮，圆形钮座内有一周连珠纹小乳钉。内区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浮雕图案。外区以双弦纹间隔成12个扇形小格，内填以十二生肖图案。紧邻外区有一圈呈等腰三角形的锯齿纹装饰。斜坡状边缘外部下折。铜镜图案和纹饰的组合含有道教上的用意，这种做法和汉代铜镜上就已经使用的四神图案及十二地支有一定延承的关系，对于研究道教在不同时期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及其发展有重要意义，是隋代最典型的镜种之一。

唐 瑞兽葡萄镜

1978年扶风县天度乡火石山出土，直径16.6厘米，重1100克，三级文物。伏兽形钮，钮外有6个环绕的高浮雕瑞兽纹饰，瑞兽之间用葡萄、花枝图案间隔。内、外区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高棱，外区有葡萄、蜂蝶、花枝纹饰。镜内缘呈斜坡状，外沿平直。表面为黑漆古包浆底色，镜面光洁如新，是盛唐时期瑞兽（亦称海兽）葡萄镜中的珍稀品，对于研究唐代铜镜发展和当时的铸造工艺有极高的价值。

唐 秦王镜

1980年扶风县绛帐收购站拣选，直径9.3厘米, 重350克，三级文物。半球形钮，圆形钮座。内区为4只高浮雕奔跑的瑞兽图案，外区有顺时针楷书铭文：“赏得秦王镜，持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内、外区之间有高棱相隔。边缘呈斜坡状突起。图案生动传神，时代应该在唐初武德年间。从其铭文知道，此类铜镜体现出赏赐品的特点，铜镜的制作精良也说明了这一点。

唐 鹊绕花枝镜

扶风博物馆旧藏，出土地点不详，三级文物。八瓣菱花形，半球形钮。钮外以高浮雕手法饰有飞翔鸟雀、鸳鸯与长茎花枝相间的图案。外沿每个花瓣内饰有折枝花叶。整个图案生动，生活气息浓厚。由于铜镜含锡量较高，所以具有很高的光洁度，是唐代铜镜中的上乘之作。唐人诗词中也常见描述此类铜镜图案的诗句，如薛逢《追昔行》：“嫁时宝镜依然在，鹊影菱花满光彩。”由此可见菱花形铜镜在唐代产生后，作为一种稳定的式样在当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北宋 航海镜

1972年扶风县城关镇下河村宋代墓葬出土，直径17.8厘米, 重600克，一级文物。菱花形，半球形钮。钮外有浮雕海上航船图案，船只在滚滚浪涛中张帆前行，船头三人并立前望，船尾有艄公两人用力划着桨。图案布局紧凑生动，看着画面使人似乎身临其境。对于这面铜镜，有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对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生动写照，所以曾远赴日本参加精品文物展览。它对于研究宋代的航海情况和对外文化交流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