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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辨识录

发布日期:2018-05-24     作者: 张懋镕     浏览数:281    分享到:


作者:张懋镕,师从我国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200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鉴于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荣誉证书,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出版著作1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赴美国、日本、奥地利以及台湾、香港作学术访问和演讲。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中国古代青铜器向以有无文字论贵贱,一旦器上铸刻有文字,便身价倍增,文字越多,则价值越大,价格越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自宋代以来,收藏者(上自帝王、下至黎民)就偏爱有铭文的青铜器,故传世铜器多有文字,可想见有多少无字铜器在流传过程中被遗弃了。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



针对收藏者的这一心理特点,作伪者大量制作有字铜器,以迎合其爱好。此自古以来即如此,尤眼下此风愈演愈烈。笔者近年所见伪器,多有文字,而收藏者不知就里,高价买下,自以为华盖运交,平生难逢,喜不自禁,藏之金屋。待日后明白底细,大呼上当,为时已晚矣。尽管伪作者手段并不高明,收藏者却因缺乏起码的鉴别知识而屡屡上当。今就平日亲眼所见所闻,再铺陈几条,以供收藏爱好者日后参酌运用。


某日,同事李教授介绍来一位公司经理。此人刚步入中年,事业有成,春风得意。闲谈中得知他经营有方,手头宽绰,且不爱好其他文化娱乐,独钟情于收藏。只是时间不长,眼界有限,经验尚少。他告诉我最近出了一大笔钱买进一对铜方壶。壶高50厘米,甚是壮观,且壶上刻有四十多字,很不错,这钱花得值。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异常兴奋。不过他还是想请我鉴定一下。由于他出差路过西安,身边没带上照片,只能口述方壶的形状和纹饰。根据他的描述,可以肯定这是一对战国时期的方壶。说到有那么多文字,我心生疑问。中国青铜器有文字者以殷商、西周时期为多,春秋战国时期渐少,尤其是战国方壶,多为素面,罕见有文字者。


中山王   青铜方壶



中山王方壶铭文




中山王  青铜鼎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一件方壶,通身素面,腹部刻有文字450字,这是迄今所见铭文最长的方壶。但这是中山国君主的器物,其铭文之长当为特例。如果他说的这对方壶是真器,则不论铭文内涵如何,仅就字数而言,已非平常之器。由于方壶铭文是刻款,笔画细窄,难以施拓,所以他自己也无拓本,又未摹写,因此当时无法对铭文进行甄别。他见我不大相信,便讲述了前后过程,特别说明他在这位藏家手中买了包括这两件方壶在内的十几件铜器,且大多有铭文。听他这一说,我就更加怀疑了。作为个人来说,哪来这么多有铭文的铜器呢?


果不出所料,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了方壶铭文的摹本,证实了我的怀疑。这哪里是战国铭文,是两篇各20字的西周铜器铭文,即作伪者将已有的西周铜器文字加刻在方壶上,冒充战国铭文方壶。作伪者没有能力编造文字,于是抄袭现成的西周金文。一篇仿自传世金文《明公簋》,一篇仿自1978年陕西武功出土的西周铜器《芮叔簋》,可见作伪时间在近十几年内。如果有一点文字学和青铜器方面的常识,也不易上当。战国金文与西周金文有明显差异。简单地说,西周金文绝大部分是铸款,它是先写刻在范上,然后铸出,可以细致加工,所以笔画宽粗,更多地保留了用毛笔书写的状态;而战国金文多为刻款,一般来说笔划细窄。再说伪作铭文摹仿效果较差,缺笔及误摹处很多。因为没有看到方壶,不敢断定壶本身是否为伪器。一种可能是连壶本身都是伪造的,另一种可能是壶真字假。因为这种素面方壶较多,价格并不昂贵,买来之后,加刻铭文,作伪者便可获取暴利。


这种作伪方式是照搬原有的铜器铭文,并不高明。还有一种铭文的作伪方式比较狡猾,即将原有铭文进行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增减某些文字,或者变动某段文字,仿佛创造出了一个新面孔,令好奇的收藏者上钩。


伪铭



前几年,同事赵先生转交给我一张拓片(图1),说是器物已失,只存拓片。粗粗浏览,拓片上文字不很清楚。文字书体还算可以,但全篇并不统一,且读来读去,总读不通,顿生疑窦。忽然想起它的铭辞与《宴簋》(见《三代吉金文存》八·三十六·三)相仿(图2)。


真铭



《宴簋》的铭文是,“唯正月初吉庚寅,宴从硕父东,多易(锡),宴用作朕文考日已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此拓片文字则是:“宅?串?又?□□从硕父,作朕,多易(锡),宴用朕文考□客宝鼎。”作伪者不懂原铭文的含义,将铭首月与月相词胡乱改动,在“硕父”与“多易”之间又加“作朕”二字,文义又不通。而且诸如“从”“硕”“朕”等字虽仿照《宴簋》,但仿得不像。从整体来看,全篇铭文五行共21字,其中有些字转折时圆润,与《宴簋》铭文书体相近;而有些字转角为方折,转折生硬,格调不统一。对于行家来说,容易识破,而对于缺乏古汉语、古文字常识的某些收藏者来说,很容易被迷惑。


某日,我给本科生上《青铜器鉴定》课,发现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面孔很是陌生。课间,不待我发问,对方便自我介绍,他是一位收藏爱好者,想来西北大学听课,学习鉴定知识。问及原因,他神情沮丧,原来在一次交易中吃了亏。他听说有一藏家收藏有一件铜鼎,形体不算很大,主要是器上有铭文,宝贝得不得了。几经周折,终于将鼎买到手。谁知一鉴定,是个假货,他懊悔不已。


原来鼎上文字不在鼎的内壁而在鼎的外侧腹部中央。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殷商与西周时期铜鼎,其上若有铭文,绝大部分在鼎的口下内壁,与战国时期铭文多在鼎的外侧不同。因为前者铸款,而后者是刻款。作为刻款,是在铜器制成后再加刻文字,自然是在器物外壁镌刻方便。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妇好罐,其铭文“妇好”2字便在铜罐的外侧腹部。但这样的例子极少。对于作伪者来说,无论是在真器上,抑或在假器上添加文字,当然是以刻在器物外侧来得便利。作伪者未必知道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铸刻部位,只是出于顺手,图省事而已。


古代铜器铭文的铸刻部位有一定的规则,不同器种的铜器铭文的位置也有差异,我们可以用来作为判定铜器真伪的依据。某日,一位钱币公司的经理打电话来,说有一件铜鼎,他感觉不错,但拿不定主意,邀我去看看是真是假。走进经理室,大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只铜鼎,个头不算小,高与宽均超过30厘米。乍一看,满身锈斑,仿佛套了件绿铠甲。腹部的大饕餮纹在绿锈的遮盖下,透露出几分狰狞。无怪乎经理对它产生好感。但走近一瞧,疑窦丛生。从锈斑的断面看,绿锈固然很厚,但与器壁结合不牢,有些部位已剥离,只须轻轻叩击,大块的锈就会脱落下来。再者鼎的腹部纹饰类似西周早期的饕餮纹,而鼎的足部却是春秋时期的式样,形制与纹饰相矛盾。况且饕餮纹的线条太规整,显得不自然。待举起鼎,将底部翻过来一看,马脚露出:鼎的外底部竟有铭文十多字!


稍有青铜器常识的人都知道,鼎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常常用来煮肉。经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商周铜鼎,不少鼎内残留有动物骨头,即是明证。正因为鼎的外底部要承受火的熏烤,所以无一例外,铜鼎的外底部都不装饰花纹,更无文字。再说纹饰的装饰与文字的铸刻无非要表达一定的含义,传达某些信息,以引起观者的注意,因此它们的出现部位都应在人们平视或俯视的视力范围内,谁爬在鼎底下去看纹饰或文字呢?况且这段文字也不对,大部分字为锈所掩盖,看不清,但最后一行只有起首的一个字,余下为空格,与迄今所见商周铜器铭文格式相悖。很明显,这是一件伪作。不过这种伪作很容易迷惑人。一是锈很重,容易使人产生年代久远的遐想;二是个头较大,器壁较厚,颇有气势,先声夺人,有震慑力;三是器物、纹饰、文字制作不算太差,易于蒙蔽人。不过有了文字方面的知识,就不会轻易受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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