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懋镕，师从我国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200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鉴于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荣誉证书，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出版著作1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赴美国、日本、奥地利以及台湾、香港作学术访问和演讲。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中国古代青铜器向以有无文字论贵贱，一旦器上铸刻有文字，便身价倍增，文字越多，则价值越大，价格越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自宋代以来，收藏者（上自帝王、下至黎民）就偏爱有铭文的青铜器，故传世铜器多有文字，可想见有多少无字铜器在流传过程中被遗弃了。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

针对收藏者的这一心理特点，作伪者大量制作有字铜器，以迎合其爱好。此自古以来即如此，尤眼下此风愈演愈烈。笔者近年所见伪器，多有文字，而收藏者不知就里，高价买下，自以为华盖运交，平生难逢，喜不自禁，藏之金屋。待日后明白底细，大呼上当，为时已晚矣。尽管伪作者手段并不高明，收藏者却因缺乏起码的鉴别知识而屡屡上当。今就平日亲眼所见所闻，再铺陈几条，以供收藏爱好者日后参酌运用。

某日，同事李教授介绍来一位公司经理。此人刚步入中年，事业有成，春风得意。闲谈中得知他经营有方，手头宽绰，且不爱好其他文化娱乐，独钟情于收藏。只是时间不长，眼界有限，经验尚少。他告诉我最近出了一大笔钱买进一对铜方壶。壶高50厘米，甚是壮观，且壶上刻有四十多字，很不错，这钱花得值。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异常兴奋。不过他还是想请我鉴定一下。由于他出差路过西安，身边没带上照片，只能口述方壶的形状和纹饰。根据他的描述，可以肯定这是一对战国时期的方壶。说到有那么多文字，我心生疑问。中国青铜器有文字者以殷商、西周时期为多，春秋战国时期渐少，尤其是战国方壶，多为素面，罕见有文字者。

中山王   青铜方壶

中山王方壶铭文

中山王  青铜鼎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一件方壶，通身素面，腹部刻有文字450字，这是迄今所见铭文最长的方壶。但这是中山国君主的器物，其铭文之长当为特例。如果他说的这对方壶是真器，则不论铭文内涵如何，仅就字数而言，已非平常之器。由于方壶铭文是刻款，笔画细窄，难以施拓，所以他自己也无拓本，又未摹写，因此当时无法对铭文进行甄别。他见我不大相信，便讲述了前后过程，特别说明他在这位藏家手中买了包括这两件方壶在内的十几件铜器，且大多有铭文。听他这一说，我就更加怀疑了。作为个人来说，哪来这么多有铭文的铜器呢？

果不出所料，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了方壶铭文的摹本，证实了我的怀疑。这哪里是战国铭文，是两篇各20字的西周铜器铭文，即作伪者将已有的西周铜器文字加刻在方壶上，冒充战国铭文方壶。作伪者没有能力编造文字，于是抄袭现成的西周金文。一篇仿自传世金文《明公簋》，一篇仿自1978年陕西武功出土的西周铜器《芮叔簋》，可见作伪时间在近十几年内。如果有一点文字学和青铜器方面的常识，也不易上当。战国金文与西周金文有明显差异。简单地说，西周金文绝大部分是铸款，它是先写刻在范上，然后铸出，可以细致加工，所以笔画宽粗，更多地保留了用毛笔书写的状态；而战国金文多为刻款，一般来说笔划细窄。再说伪作铭文摹仿效果较差，缺笔及误摹处很多。因为没有看到方壶，不敢断定壶本身是否为伪器。一种可能是连壶本身都是伪造的，另一种可能是壶真字假。因为这种素面方壶较多，价格并不昂贵，买来之后，加刻铭文，作伪者便可获取暴利。

这种作伪方式是照搬原有的铜器铭文，并不高明。还有一种铭文的作伪方式比较狡猾，即将原有铭文进行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增减某些文字，或者变动某段文字，仿佛创造出了一个新面孔，令好奇的收藏者上钩。

伪铭

前几年，同事赵先生转交给我一张拓片（图1），说是器物已失，只存拓片。粗粗浏览，拓片上文字不很清楚。文字书体还算可以，但全篇并不统一，且读来读去，总读不通，顿生疑窦。忽然想起它的铭辞与《宴簋》（见《三代吉金文存》八·三十六·三）相仿（图2）。

真铭

《宴簋》的铭文是，“唯正月初吉庚寅，宴从硕父东，多易（锡），宴用作朕文考日已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此拓片文字则是：“宅？串？又？□□从硕父，作朕，多易（锡），宴用朕文考□客宝鼎。”作伪者不懂原铭文的含义，将铭首月与月相词胡乱改动，在“硕父”与“多易”之间又加“作朕”二字，文义又不通。而且诸如“从”“硕”“朕”等字虽仿照《宴簋》，但仿得不像。从整体来看，全篇铭文五行共21字，其中有些字转折时圆润，与《宴簋》铭文书体相近；而有些字转角为方折，转折生硬，格调不统一。对于行家来说，容易识破，而对于缺乏古汉语、古文字常识的某些收藏者来说，很容易被迷惑。

某日，我给本科生上《青铜器鉴定》课，发现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面孔很是陌生。课间，不待我发问，对方便自我介绍，他是一位收藏爱好者，想来西北大学听课，学习鉴定知识。问及原因，他神情沮丧，原来在一次交易中吃了亏。他听说有一藏家收藏有一件铜鼎，形体不算很大，主要是器上有铭文，宝贝得不得了。几经周折，终于将鼎买到手。谁知一鉴定，是个假货，他懊悔不已。

原来鼎上文字不在鼎的内壁而在鼎的外侧腹部中央。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殷商与西周时期铜鼎，其上若有铭文，绝大部分在鼎的口下内壁，与战国时期铭文多在鼎的外侧不同。因为前者铸款，而后者是刻款。作为刻款，是在铜器制成后再加刻文字，自然是在器物外壁镌刻方便。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妇好罐，其铭文“妇好”2字便在铜罐的外侧腹部。但这样的例子极少。对于作伪者来说，无论是在真器上，抑或在假器上添加文字，当然是以刻在器物外侧来得便利。作伪者未必知道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铸刻部位，只是出于顺手，图省事而已。

古代铜器铭文的铸刻部位有一定的规则，不同器种的铜器铭文的位置也有差异，我们可以用来作为判定铜器真伪的依据。某日，一位钱币公司的经理打电话来，说有一件铜鼎，他感觉不错，但拿不定主意，邀我去看看是真是假。走进经理室，大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只铜鼎，个头不算小，高与宽均超过30厘米。乍一看，满身锈斑，仿佛套了件绿铠甲。腹部的大饕餮纹在绿锈的遮盖下，透露出几分狰狞。无怪乎经理对它产生好感。但走近一瞧，疑窦丛生。从锈斑的断面看，绿锈固然很厚，但与器壁结合不牢，有些部位已剥离，只须轻轻叩击，大块的锈就会脱落下来。再者鼎的腹部纹饰类似西周早期的饕餮纹，而鼎的足部却是春秋时期的式样，形制与纹饰相矛盾。况且饕餮纹的线条太规整，显得不自然。待举起鼎，将底部翻过来一看，马脚露出：鼎的外底部竟有铭文十多字！

稍有青铜器常识的人都知道，鼎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常常用来煮肉。经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商周铜鼎，不少鼎内残留有动物骨头，即是明证。正因为鼎的外底部要承受火的熏烤，所以无一例外，铜鼎的外底部都不装饰花纹，更无文字。再说纹饰的装饰与文字的铸刻无非要表达一定的含义，传达某些信息，以引起观者的注意，因此它们的出现部位都应在人们平视或俯视的视力范围内，谁爬在鼎底下去看纹饰或文字呢？况且这段文字也不对，大部分字为锈所掩盖，看不清，但最后一行只有起首的一个字，余下为空格，与迄今所见商周铜器铭文格式相悖。很明显，这是一件伪作。不过这种伪作很容易迷惑人。一是锈很重，容易使人产生年代久远的遐想；二是个头较大，器壁较厚，颇有气势，先声夺人，有震慑力；三是器物、纹饰、文字制作不算太差，易于蒙蔽人。不过有了文字方面的知识，就不会轻易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