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文博圈最受关注的，便是镇守南北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时隔17年后再次重聚。除此两件，一起亮相的还有19件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鼎。

这是什么重量级的展览？

自6月19日起，“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对外展出。21件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

虽然展览规模不大，展期仅有1个月，但：

·展品从商代到战国，跨越3000年青铜文明。呈现了中国青铜器鼎盛期、转变期和更新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风格。

·青铜器的各个特色器型几乎均有涵盖，能一览它们腹部、足部、耳部等的变化。

你可知，上海博物馆是全球知名、收藏中国青铜器的重镇。所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形式的青铜器器类均有收藏。除了移交文物、收购外，社会各界的捐赠也是重要来源之一。

回想90年代百废待兴时，上海博物馆便走出新路径，依靠社会力量，四方筹措资金建设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面对资金困难而无法完成海外文物回流时，更有捐赠者选择购买后定向捐赠。

在馆藏青铜器中，也离不开上海博物馆老馆长、著名青铜器学者马承源的“人格魅力”。他能将完全不懂青铜器的人，带入青铜器收藏领域。像范季融早年收藏瓷器为主，后在马承源的引导下，走向了青铜器收藏道路。

这次展览的捐赠者就包括如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李荫轩、邱辉夫妇；胡惠春、王华云夫妇；孙鼎、景俊士夫妇；潘达于、孙煜峰、沈同樾、吴清漪等。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透露，目前统计，上海博物馆建馆到现在有8.8万余件捐赠品，其中珍贵文物3.3万余件，一般文物5.5万余件。捐赠品占馆藏文物总量的8.6%，在珍贵文物总量的23.6%。

2022年，上海博物馆将迎来70周年，为感怀这一件件铭记的捐赠，从“鼎盛千秋”特展开始，上海博物馆将推出系列捐赠文物展，感念历年来社会各界对上海博物馆的支持。

它们·他们·与上海博物馆的故事

这次展览中最大体量、最有话题性的展品，便是时隔17年再次合体的大盂鼎和大克鼎。而捐赠文物的潘氏家族，护宝、捐宝行为，也让大家了解这两件国宝的传承有序。

潘氏家族捐赠的大克鼎、大盂鼎是迄今为止有长篇铭文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由晚清时期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潘祖荫收藏。

潘祖荫无后，过继的儿子也先后死去，潘祖荫又从孙辈里过继了潘承镜为孙子，而潘承镜没过几年也死了，仅留下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丁素珍。在其潘祖荫去世后，弟弟潘祖年将其珍藏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当时潘家的青铜器收藏规模极大，达600多件。

在入藏博物馆之前，大盂鼎和大克鼎也经历了“借宝”、收购未果的阶段。

直到1937年，为躲避战乱，潘达于带领亲属们将大盂鼎和大克鼎装入木箱，埋入老宅地底下。为保守秘密，承诺养两位工匠一世。后日军多次来潘家搜查，都没有找到。

1944年，由于两兄弟藏身的木箱腐烂了，地面方砖也坍塌了。于是，潘达于又带领人用圆木将两个鼎从土坑中扛起藏到小屋子里，并在鼎里放满了破衣服杂物，用旧家具遮盖。

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而在1956、1963和1979年，潘达于又先后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500件。

2004年，为促成潘达于百岁寿辰的心愿，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举办“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让大盂鼎和大克鼎时隔45年后首次聚首。

当时，百岁的潘达于围着转了一圈后感叹，“两兄弟碰头了......实在太好了，一点都没有变。”

历经战乱，世代守护，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而在展厅四周，上海博物馆还首次同台展示了三幅“海内三宝”全形拓，展览还首次展出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三幅“海内三宝”全形拓。

盂鼎全形拓为清同治十三年拓本，由整纸拓成，尺寸略大于原器。内壁铭文另完整拓于器之上方，有鉴藏印“吴湖帆印”；

大克鼎全形拓为清光绪十四至十五年拓本，器形由足、耳、身等分别拓成，合为全形，铭文分两段拓成。钤拓工印“文兽斋手拓金石文字”“文政十二”为首见，尤为宝贵；

毛公鼎全形拓为清代晚期拓本，是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器形由足、耳、身等分别拓成，粘为鼎图，铭文为左右两纸拓出，似肩胛状。作品拓工精湛，纹路斑驳，纤毫毕现。

西周中期后，鼎的使用制度化，列鼎开始出现。当时按照使用者的等级地位，分为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

现场3件并排展出秦公鼎属于同一套列鼎，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了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重要诸侯国。这鼎铭文中的秦公，便是秦襄公或秦文公。

秦公鼎由范季融夫妇捐赠，而带领范季融走向收藏道路的便是其岳父胡惠春。

胡惠春出生于豪门之家，父亲是上海滩“中国十大银行家”之一的胡笔江。1930年，就读燕京大学地质学科的胡惠春，从大学起开始着手收藏。家中藏宝无数后，这些文物被统一安置在“暂得楼”里。而所谓“暂得楼”，寓意文物收藏只能暂归于己，不必子孙永宝，足以见得其胸怀。

1949年，上海开始筹建博物馆，胡惠春便将元明清三代瓷器为主的，280多件珍藏文物捐给了上海文管会。

1979年，范季融受胡惠春的委托来到上海清点胡家老宅的文物。60年代这些以瓷器居多的文物，差点被当成四旧砸碎，是上海文管会将其秘密托管。而胡惠春得知文物还在时，决定将这批元明清瓷器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

甚至在上海博物馆筹建时，胡惠春和范季融在海外成立“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共募集资金100多万美金，范季融自己又掏腰包拿了25万美金，助力上海博物馆的建设。

此后，范季融、胡盈莹夫妇也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均是极具历史或艺术价值的珍品。

数千年来，战火对文物的破坏相当严重，一件能出土后流传千年，保存至今的文物，更是极为罕见。其中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的厚趠方鼎便是其中之一，而从已知资料来看，宋代出土保存至今的青铜器也就厚趠方鼎和兮甲盘。

厚趠方鼎的铭文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记载了周王在成周的那一年，厚趠受到溓公馈赠，并用此鼎祭祀自己父亲的事情。

李荫轩本命李国森，是李鸿章五弟李凤章之子。李氏家族收藏颇富，李荫轩更是其中佼佼者。据传，他旧居里有72件房间专门用来堆放收藏品，还专门雇人每天保管擦拭藏品。

除了已具规模的古钱币收藏，李荫轩也十分喜爱收藏青铜器，当时共有200多件青铜器，并对青铜器进行专门的鉴定和文字考据。

1960年代，李荫轩就捐赠给上海博物馆3件有铭文的青铜器珍品。在特殊时期，李荫轩打电话给马承源，希望上博对自己收藏的文物进行保存。清点工作从头天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用了两辆大卡车才将全部文物运回。而后待时局稳定，上海博物馆将这些文物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了李家。

1972年,李荫轩因脑溢血病故，其临终愿望就是将毕生所藏交给国家。1979年，李荫轩妻子邱辉女士联系上上海博物馆，不仅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古钱币、中外图书，还有许多金表、印章、勋章、外国古董等等，这些文物的价值难以估量。

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后辞官专门研究字画。到了第三代顾麟士，过云楼收藏大大扩充，字画已有千余幅，其中不乏美术史上的精品。

1951年，“过云楼”创始人顾文彬第四代孙顾公雄（字则扬）的夫人沈同樾与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等，将收藏的223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前身），是上海博物馆筹备之初受捐的第一批古书画。当时，上海博物馆奖励了沈同樾1亿元旧币，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时，顾家将这笔钱又捐给了国家。

随后1959年、1964年，1972年，沈同樾及家属又分三次将600余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其中父庚祖辛鼎就是1964年的捐赠之一。

而上海博物馆在活化馆藏上也有诸多举措，如1959年举办了“沈同樾先生捐赠过云楼书画展”。1997年再次举办“过云楼捐赠书画精品回顾展”并出版了《顾公雄家属捐赠上海博物馆过云楼书画集萃》图录等。

展厅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为商晚期的刘鼎，立耳，方唇，直腹，圆底，柱足。腹部满饰兽面纹三组，并以极规整的雷纹做地纹。铭文似以钺砍人头状,为商晚期常见的族氏铭文。

而捐赠者孙煜峰，原名寿喜，自幼勤学好问，但因家境不佳而未能实现读书深造的梦想。经过不懈努力，孙煜峰终在上海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经营业务涉及棉纱布、房地产和中外证券等多个领域。20世纪30年代起，在商界已颇有成绩的孙煜峰开始收藏文物。

他一边拜在国学大师唐文治门下学习国学；一边与高吹万、朱孔阳、吴湖帆、沈剑知及胞弟孙邦瑞等热衷古书画及古玩收藏的友人互通有无，相互切磋探讨，不断提高鉴赏的眼力，逐渐成为一位具有广博修养和敏睿眼光的书画鉴藏家，其书室“弘一斋”中藏有历代书画作品数百件。

孙煜峰及其家属分别于1961、1965、1974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各类文物600件。在1981年5月8日，孙煜峰遗孀王德封女士率领八位子女孙恒惕、孙恒恂、孙恒恺、孙恒忻、孙恒慧、孙恒悌、孙恒应、孙恒慥，遵其遗愿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书画文物82件。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并为其全家颁发奖状。

2016年岁末，为了彰显孙煜峰及其家属热爱和保护文化遗产、积极支持博物馆事业的崇高精神，上海博物馆遴选其捐赠书画精品40余件，举办“孙煜峰家族捐赠上海博物馆“弘一斋”书画精品展”。同时，出版《孙煜峰家族捐赠上海博物馆‘弘一斋’书画集萃》一书，收录捐赠精品80余件。展览分为两个部分，以孙氏家族捐赠两次书画文物的事迹为主线，同时展出的还有孙煜峰手稿、捐赠奖状及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

吴清漪的丈夫王逸民，是上海市钢窗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铁器工程工业同业公会副主席。1960年，王逸民去世后，吴清漪遵照遗愿，将其生前收藏的雨鼎等商周铜器，以及历代陶瓷等153件文物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特别是雨鼎，形制十分少见，造型夸张，鼎上的屝棱呈内勾状，与“皿方罍”风格一致，属于西周早期流行时间比较短的鼎。

根据考古资料，这件鼎在陕西宝鸡石地区出土，通过几件相同样式、铭文的器物，证明“雨”是当地的族徽。

举办捐赠展，就像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的：“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这种捐赠行为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各界爱党爱国，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情怀。”

为配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的举办，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