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始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即公元前627年。春秋前期主要分布于古雍州北部(今陕北一带)。

▲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铜壶

         前550年左右，东迁至今河北省石家庄一带，其中的鲜虞氏不久建立中山国。2005年，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对隰县瓦窑坡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出17座墓葬。其中的M29、M30，是春秋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座白狄子墓，两座中的一座很有可能就是“箕之役”时擒获的白狄君主，即“白狄子”的墓葬。乡宁嘉父山墓地M4、M6，分别与瓦窑坡M29、M30时间相同，但低一两个等级，应为白狄中等贵族。

▲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铜壶

南吕梁是指山西西部从汾西县老爷顶以南的吕梁山脉，也泛称为姑射山，21世纪有两次重要的考古工作，都发现了春秋时期白狄墓。 

         2005年冬发掘的隰县瓦窑坡墓地，17座墓中11座“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其中M29、M30两座都是“一椁两棺”，墓室面积都超过15平方米，笔者同意原报告所说“瓦窑坡墓地M29和M30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春秋中期，晚于春秋早期偏早阶段的中州路M2415而早于春秋中期偏晚的分水岭M269和M270”的分期意见，但不同意绝对年代估定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也不同意“M29的墓主人为男性，M30的墓主人为女性。M29和M30出土遗物组合及纹饰风格均十分接近，结合位置、规模等推断两座墓葬或为夫妇异穴合葬墓”的结论，而认为这是春秋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座白狄子墓。

         由瓦窑坡认识到，2000年夏清理的乡宁县城西南2.5公里的鄂河北岸嘉父山墓地33座墓葬，其中有8座铜器墓，发表简报的M4、M6，墓室面积都是8.7平方米左右，分别与瓦窑坡M30、M29时间相同，但墓主人较瓦窑坡M29、M30低一、两个等级，为白狄中等贵族。

▲铜簋

一

先来熟悉瓦窑坡M29、M30。“M29位于发掘区南部地势北高南低的缓坡上，西距M30约4.5米”，没有说明是否排列整齐，两座墓葬都是方向10度的长方形土坑，中间没有墓葬分布，M30较M29略大略深，具体是：

         M29“口略大于底，墓壁略斜，底平坦，墓口长4.65、宽3.38米，墓底长4.59、宽3.3米，墓深7.1米”，一椁两棺。随葬品有铜鼎6，铜鉴2，铜甗、敦、平底簋（原报告称为盆）、舟、盘、匜各1，铜镈5，铜钮钟9，石磬1组9件，兵器52件即戈2、矛1、镞1组45件、盾钖4及车马器22件，还有石器、玉器、骨器等48件（组）（图一）；

         M30“口大底小，墓口长5.1、宽3.6，墓底长4.8、宽3.3米，墓深7.3米”，一椁两棺。随葬品有铜鼎5，铜鬲3，铜圈足簋、平底簋（原报告称为盆）、簠、壶各2，铜豆、舟、盘、匜、斗各1，铜钮钟9，石磬1组8件及石器、玉器、骨器等24件，共63件（组）。（图一）

         A型，浅腹平底，相对矮胖，盖面、曲尺形钮和腹部都有蟠螭纹等纹饰，厚重大气，M29∶6仅一件，M30五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相次”，即：M30∶16，口径27.6厘米，通高26.2厘米；M30∶17，口径23.7厘米，通高23.6厘米；M30∶18，口径23.5厘米，通高22.8厘米；M30∶31，口径21.7厘米，通高23厘米；M30∶34，口径21.5厘米，通高20.8厘米。

         B型，深腹（球形）圜底，显得瘦高，腹中部饰一周凸旋纹，朴素雅致，只在M29中见到，由于M29∶3、5没有发表线图或照片，形态无从得知，联系到M29∶4口径、通高与其他三件略有区别，那么加上A型的M29∶6就是五鼎墓了，即：M29∶5，口径25厘米，通高25厘米；M29∶6，口径23.5厘米，通高24.8厘米；M29∶4，口径20.1厘米，通高27.7厘米；M29∶3，口径16.7厘米，通高24.8厘米；M29∶48，口径14.9厘米，通高23.2厘米。

显然，M29、M30两座五鼎墓的随葬铜鼎应都是临时拼凑而来，两墓随葬的其他铜器则各有千秋。

二

瓦窑坡M29、M30随葬的平盖、曲尺形立钮的铜鼎，这种鼎很有特色；两墓都没有铜盖豆，但在一些关键器物上存在差别。

         1.M30铜簠2、圈足簋2、圈足带有长方形镂孔的铜豆、铜壶、铜斗，M29无。其中铜簠，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图1.3.2“铜簠谱系图”可知，整体形态开始是上下两梯形，逐渐口部微折至斜方折，最后正反两“盝顶”，腹部极像汉代的长方形陶盒。上马M4018∶12→瓦窑坡M30∶30→长治分水岭M270∶12→太原金胜M251∶537（图二），就是这种演进轨迹的体现，《研究》把上马M4018分到第一期，约相当于公元前770年—前680年，金胜M251年代晚于公元前475年，瓦窑坡M30中间还隔着分水岭M270，其年代应比其更靠近公元前680年。 

         铜簋，从上马墓地铜器墓看，有一个从圈足簋到无足簋到盖豆的演进过程，M30既有M30∶27圈足簋又有M30∶35无足簋（图三），显示其较早的特征；陕西宝鸡福临堡M1也有类似的情形，M1∶3圈足簋M1∶2无足簋，这座墓大家都定为东周初也就是春秋早期，《研究》分作陕甘第二期，最晚不会晚至公元前600年。

         2.M29铜鉴2、铜镈5，M30无。铜镈没有多少材料可以比较，两件铜鉴皆深腹、体量较大，属于《研究》Aa型鉴，此型鉴以第二期山东海阳嘴子前1994M4∶73最早，由图1.5.10“铜鉴谱系图”可知，除晚期多有矮圈足外，鉴耳由肩部逐渐上移到颈部，下腹早期急收、晚期微鼓，海阳M4∶73→瓦窑坡M29∶1、临猗程村1987M1002∶19、上马M13→太原金胜M251∶630（图四），就是这种演进轨迹的体现，瓦窑坡M29∶1等三件束颈明显，应该划归同型同式，上马M13同出两件年代在公元前572年—前542年的徐国重器“庚儿鼎”，无疑这座墓年代上不能早于公元前572年，表面上为瓦窑坡M29提供了年代参考，其实不然，《研究》划为山西3组（期）的上马M13没有随葬平盖、曲尺形立钮铜鼎，而有三环钮隆盖鼎和敦，大多铜器与山西4组（期）分水岭1972M269、临猗程村1987M1002接近，M1002还新出现盖钮为捉手状的铜鼎，所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总之精细的断代不能依靠这些变化不太敏感的铜鉴。

         3.瓦窑坡M29∶9铜平底敦，最有可能是《研究》图1.3.5“铜敦谱系图”Bb型蹄足、环钮盖敦前身，第二期河南洛阳西工区1981CⅠM124∶4三足低矮，上马M13、分水岭M269∶60、程村M1002∶1、2（合为一件）等都是蹄足、环钮盖，联系到以后平底敦极少见（图五），这个推测应是可以成立的。

         总之，瓦窑坡M29的年代当位于以上3座墓的前列。此外，瓦窑坡M29也与山东2组（期）的海阳嘴子前1978M1年代相近，尤其是嘴子前1978M1∶62铜舟（《研究》图2.5.24“海阳嘴子前1978M1铜器群”6，称作“”），与瓦窑坡M29∶10舟基本相同（图五），都是平盖，都有5个半环形钮。

在参考《研究》的分期断代的基础上，我将瓦窑坡M29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与瓦窑坡原报告相合。也就是说，M30略早，M29略晚一些。 

三

随葬玉、石和其他质地的圭是晋系墓葬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举例如下。

1.曲村北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47座墓葬随葬玉圭3、石圭65，共68件，“每座墓少则1件，多则2、3件，最多6件”。

2.晋侯墓地西周晚期的M62，“椁室东西两侧散乱有铜鱼、蚌贝及小石圭，数量达600余，原应为椁饰”。另原报告图一〇“M62棺椁平面及器物分布图”中有48、89、90、92石圭，可能是大石圭。

3.上马M13有大小不一16件石圭，“在人骨的头前”。

         再说瓦窑坡M30与M29不同时，自然不大可能是夫妇异穴合葬墓了。而程村、上马等晋系墓葬大都随葬B类铜鼎，A类仅见于上郭1975M17；M30是五鼎墓伴出铜簋4件，但这4件铜簋有圈足簋和平底簋各2之分；M29也是五鼎墓但仅伴出1件铜簋；还有M29铜鉴2为M30所不见，M30铜簠、壶各2为M29所不见，M29、M30都没有随葬陶器，更没有像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上马墓地为代表的晋系贵族墓葬随葬玉、石圭等，因此墓主人应该是不遵守周代礼制的非晋系。由于瓦窑坡地处南吕梁，那里遍布着以农牧混合经济为生业的戎狄，这就使我作出与戎狄有关系的认识。

         隰县庞村发现晚商殷墟一期的铜器墓，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在晚商时期，山西西部高原地区为方、土方所占据，吉县上东村墓葬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认为到了西周早、中期。到了西周晚期，杨宽在《西周史》里引用了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他相信韦昭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史伯列举北方九个较大的方国，除了卫、燕两国是周朝的封国外，其余七个都是狄族方国，“足见当时北方戎狄势力之盛。在今山西北部、东部的，主要是赤狄……蒲即后来晋的蒲邑，在今隰县北”。杨宽所说的“主要是赤狄”，值得我们注意。

由于生业不同，晋与戎狄“杂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就是最好的说明，但其中“狄之广莫，于晋为都”的“都”文义不合，当为“邻”（隣、鄰）之讹。今取《金文编》卷六“都”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之“邻”对比后就可以看出，两字极易混淆（图六），所以修正为“狄之广莫，于晋为邻”。

         晋、狄之间既有平安相处也有战争，“狄族侵扰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而中原国家进攻狄族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占有土地”。从公元前655年“骊姬之乱”时，重耳在“蒲城”受到威胁后就逃跑到白狄的情况来看，南吕梁山至少在此时，白狄已经取代了赤狄。公元前660年晋国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就在中条山的垣曲，而公元前652年晋狄“采桑之役”，公元前644年狄侵晋，公元前627年晋狄“箕之役”，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公元前578年秦狄联合“麻隧之役”等，有人考证以上诸“狄”都是白狄。

         白狄“于晋为邻”，其中“箕之役”时“狄伐晋，及箕”，即“箕”是晋国的边境，因为擒获了白狄的君主，这一仗晋国算是胜利了，但晋国中军元帅先轸也战死了。“箕”地，马保春先生有过细致的考证，相信清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一的说法：“箕，《经》晋人败狄于箕，杜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汇纂》今在太谷县东南三十五里。今按此年伐狄者，白狄也，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晋，箕地当近河，成十三年《传》云：‘秦入我河县，焚我箕、郜’，是近河有箕，今山西隰州蒲县本汉河东郡蒲子县地，东北有箕域，隋初移治，此后改蒲县，唐移今治，而箕城在县东北，晋人败狄于箕，当在此，若太谷之箕去白狄远，别是一地。”也认为箕地在蒲县东北，这一点多数人遵从。

         此“箕地”就是今蒲县克城，古称箕城。（图七）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蒲县新志》卷之一“沿革”记载：“隋以蒲子移治县东北故箕城，大业初移治新城，改蒲县属龙泉郡。”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蒲县志》、光绪六年（1880年）《蒲县志》沿袭旧说，《克城镇志》说这里在隋代还是蒲子县的县治。

         再来看瓦窑坡M30、M29，墓葬规模与上马M13相当，后者共随葬铜鼎7，即Ⅰ式1（镬鼎）、Ⅱ式2（庚儿鼎）、Ⅲ式3、Ⅳ式1，其他还有敦4（原报告作簋）、鉴2、方壶2、簠2、甗1、鬲2、舟2、盘、匜、鍑、钮钟9、戈6、戈鐏2、矛2、铜矩、镞和车马器、玉石器、骨蚌器及陶鬲1，其列鼎很可能是拼凑而成的，从4件铜敦来看，M13很有可能就是五鼎墓，至少是大夫一级，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级别最高的墓葬。

         瓦窑坡M30、M29早于M13，也是山西境内春秋中期早于M13最高等级的大型墓；时间上也与公元前627年“箕之役”到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相契合，结合墓葬所在地点和规格说明，两座中的一座很有可能就是“箕之役”时擒获的白狄君主即“白狄子”的墓葬。目前来看，农牧混合经济为生业的白狄有没有夫妇异穴合葬墓，还很难说。

四

再讨论嘉父山M4、M6。

         M4，方向345°，墓口长3.63米，宽2.4米，深7.2米，一椁一棺，墓主人“头顶靠近棺内有石圭若干”，随葬品有A型铜鼎1，无盖铜鼎2，铜簋、舟、盘、匜、甗、容臭各1（图八）；没有发表线图及照片的还有铜戈1、铜镞26。铜鼎统计如下。 

M4∶7（无盖），口径22.2厘米，通高20厘米；M4∶6（A型），盖径23.8厘米，通高22.1～22.3厘米；M4∶5（无盖），口径27.6厘米，通高22.8～23厘米。

M6∶3（A型），盖径24.6厘米，通高24.3～24.6厘米；M6∶7（A型），盖径24.6厘米，通高21.8厘米；M6∶4（B型），器口径21.6厘米，通高27厘米。

其中铜鼎M6∶4，平盖，深腹，高兽足，除盖上为瓶状钮外，与瓦窑坡M29∶4基本相同。

前文把瓦窑坡M30、M29推断为“白狄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随葬玉圭或石圭，而嘉父山M4、M6都随葬石圭，又该如何解释？

嘉父山、瓦窑坡两处墓地就部分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对于南吕梁的考古学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既然以上考证出嘉父山和瓦窑坡的4座铜器墓的墓主人都是白狄，春秋的箕地、隋代的箕城在今蒲县克城，那么与西汉时期的“骐县”有没有关系？

典型的晋文化什么时候到了南吕梁？应该是到了瓦窑坡墓地M23及四座口、底同大，长方形土坑竖穴陶器墓所代表的更晚一个时期了。

2019年7月初稿，2020年8月再定稿于晋都新田紫金山街。

▲铜鉴

▲铜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