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铜器著录论述的涌现，是当时兴起的学术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到清代臻于极盛，传统上称作金石学。所谓“金”，即指青铜器而言。大家都承认，金石学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萌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不过金石学究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其间一个重要差别是金石学旨在“证经补史”，从而处于传统经学、史学的从属地位。也正因为这样，金石学家的兴趣集中于青铜器的铭文，其青铜器研究只是金文之学，这固然是他们的优长，同时也成为很大的局限。 金石学研究青铜器的偏向带来了若干后果，最明显的一点，是只有带铭文的器物得到重视，没有铭文的则遭忽视，甚至被摒弃掉。试看清至民初的青铜器书籍，多数只是金文拓本的汇编，大量青铜器，包括一些十分重要的，没有器形图像可寻，令我们无法进行深入的研讨。 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他们的倾向刚好同中国传统相反，重点放在艺术史与类型学的角度，体现出欧洲传统的特色。例如中国学术界熟悉的瑞典的高本汉、从德国去美国的罗越等等，都是如此。日本学者本受中国学风影响，后来如梅原末治等则踵步西方学者的倾向。到20世纪中叶，如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等著作，努力于兼取中西之长，是值得大家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