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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回流的宋辽金铜镜(一)

发布日期:2018-03-21     作者: 李建廷(宝鉴)     浏览数:396    分享到:

由于笔者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经常来往于朝鲜和韩国,在我经常接触到的朝韩回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铜镜占一定的比重;其中战汉唐时期的铜镜不太多,主要以宋辽金和元明时期的铜镜为主。

我们习惯上说宋辽金时期,实际上按年份,应该说辽宋金比较恰当;而辽宋金时期到后来的元代与朝鲜的高丽时期年代交错并行,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从这几个朝代存续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

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

高丽(公元918年~1392年)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包括北宋南宋)

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

辽宋金时期,朝鲜半岛是由封建政权中的王氏政权统治。王氏高丽政权只臣属于中原,不再臣属日本。还在契丹阿保机时期,高丽就同契丹通使,但是没有臣属辽朝。辽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后,两国中断了联系四十多年。高丽王氏臣属石晋,而石晋臣属辽朝,高丽不直接臣属辽朝。宋朝建立以后,高丽依然只臣属中原的政权,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被宋朝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高丽国王。辽朝依然没有和高丽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保持友好,辽朝攻打女真往往借道高丽。直到宋朝统一了中原,辽朝才开始重视与高丽的关系。

辽圣宗统和三年(985年),辽朝要求高丽直接臣属,进行军事威胁,开始重视自己的侧翼安全,并且在990年封李继迁为夏国王,992年派兵攻打高丽边城。高丽王治上表臣属,两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993年,辽朝把鸭绿江以东的数百里土地划归高丽,也正是从这时起,中朝两国以鸭绿江为界。但是高丽也依然臣属宋朝,没有中断与宋朝的关系,像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百济一样,高丽也是同时臣属于辽朝和宋朝。

金代在灭了辽朝以后,1125年底,金军分两路南下攻打宋朝,次年包围汴京,宋金议和,高丽在这次战争中保持中立观望,1126年十月金军取胜后,高丽才派使臣祝捷,并且正式向金国臣属。南宋建立后,高丽依然保持同南宋交往,宋辽金时期的朝鲜半岛从936年至1234年的约三百年中,基本上没有经历很多的对外战争,只有一些内部矛盾,与辽朝的两次大规模战争也时间不长,战争的结果是基本上确立了高丽在同南北两个政权交往的关系和地位,使高丽总体上与北方政权关系紧密。

鉴于高丽王朝与宋辽金各时期的关系错综复杂,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频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作为民俗用品的铜镜,就成为了双方交流沟通的载体而在当今的朝韩两国有一定数量的遗存。

下面我们从几面朝韩回流的宋辽金铜镜中去探寻端倪。

宋金四神八卦十二生肖节气纹镜

当这面纹饰繁密奇异,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铜镜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惊奇和兴奋溢于言表。此镜是从朝韩回流的,以前曾有学者提出此类铜镜在朝鲜频有出现,是否为高丽时期的铜镜说法。但国内多个地区有此类铜镜出土的报告和记录,显然这是一面地道的中国铜镜;年代为宋金时期,有学者认为元代也有此镜,不排除元代也在制作此类铜镜,也足以说明它在当时是流行品种。

此镜(图一)的直径18厘米,厚0.5厘米;构图丰富饱满,寓意深刻,制作精良,地张平滑,线条流畅。纹饰由镜钮处向外延伸达五层之多。

除镜钮为伏兽钮之外,第一层为四神图案。四神也称四象,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吉祥物。这四组动物,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分别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

第二层为文王八卦,在八卦纹饰之间隔的文字为篆书的“天干”; 文王八卦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是建立在中国古天文学基础之上的。“天垂象”,“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学之基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和法则。

第三层为十二月神也称岁次神仙,岁次也叫年次。古代以岁星(木星)纪年,古人将天空的赤道部位分作12等分,每等分中以某些恒星为标志。木星正好每年走一等分,12年走一周。每年岁星(木星)所值的星次与其干支称为岁次。在《尔雅‧释天》中有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的记载,来自我国先秦时期人们对十二月神的理解。

第四层为十二生肖,代表十二地支,其纹饰中还间杂着“五毒”图案。十二生肖,是由十一种源于自然界的动物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所组成,用于记年,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在多个国家和民族被广泛使用。五毒一般是指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由于蛇位列十二生肖,此镜增添了螃蟹为五毒之一颇有意思。五种毒物是民间盛传的一些害虫。

第五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根据视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划分一年中的自然现象与农事季节特征的二十四个节候。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此镜的五层纹饰及文字严格按照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所确定的规律相互对应;设置精确。我国自古以来以农耕为主的国家,以农为本。此镜的流行也与道教有关,作为我国传统的宗教,道教在民间根深蒂固,而道家供奉的神袛众多庞杂,很多与中国的天文历法相关。传说与现实结合,时间与空间对应,反映出古代制镜人的匠心独具。另外此镜铜质精良,包浆滑润,铸造工艺精细,方寸之间反映出如此丰富的内容,相比于同时期的铜镜,此类镜较为少见,实为不可多得的宋金铜镜的佳品。

辽代双龙纹镜

此类铜镜在以前很多的专家和藏家一直有明显的争议;面对这种大而厚重的龙纹镜,有人认为是辽金时期的铜镜,也有人认为是朝韩高丽时期的;国内出版的铜镜专辑上标注的年代也是宋辽金三个时期都有;而我们的邻邦朝韩两国的确不断有出土此类铜镜的记录。另外在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和地方博物馆有同样的铜镜陈列,而在朝鲜出版的本国的文物书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著录。那么,此类铜镜究竟算是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的呢?

认为此类铜镜为朝韩高丽时期的镜种,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和认识。首先,这种镜子大都出自北方地区,而且从该镜的规格和特征等方面看是典型的辽代时期官铸镜。其次,该镜的纹饰是具有典型特征的辽代时期铜镜的纹饰;据相关的资料和朝鲜本国资料的记载,朝鲜的高丽时期和随后的李朝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国力衰退和本国资源开发技术的滞后,难以有如此丰富的铜资源消耗;除了制造兵器等,还要铸造如此大而厚重的民间用品。试想,在与此相同的辽金时期里,我国的资源的储量和开发技术、冶炼技术如此成熟的年代,也都实行了铜禁,民间不许私铸镜,很难想象朝韩在当时会铸造如此耗费铜料大而厚重的铜镜。
   那么这种镜子究竟是那里铸造的呢?
   沈阳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次出版的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淑娟老师撰写的《辽代铜镜研究》一书中,刘老师以大量充分的资料和出土实物,论述了这类镜子的正确出处,结论是我国辽代铸造的,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辽代铜镜.
   公元916年,契丹族建立契丹国;公元947年,改为辽国;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辽镜品种虽不多,但其继承唐和五代时期之遗风,融入宋镜之风格,并影响了金元两代;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镜制作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龙一直是皇权和地位的象征;龙的形象也随着年代的更迭而发生不同的变化。纵观辽代现存的许多龙纹镜,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初期的继承唐和五代时期龙纹的气势磅礴,到中期的蜿蜒蟠绕、仪态丰满;到后期的具有明显的佛、道教的宗教色彩;表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意念。因而,“辽代龙纹镜的形象变化多端,表现手法丰富,表现手段出现了浮雕、刻划等技法,以云朵衬托的双龙镜居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刘淑娟语)。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此类双龙镜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及邻国朝鲜和韩国,以东北三省和朝韩出土居多;因此国内有专家和藏家认为此镜出自朝韩的说法就显得偏颇了些。单从铜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规模,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中国比肩。尽管诸如此双龙镜等特殊品种在朝韩出土比较多,但是同样的品种在国内各地出土一样也很多,使用区域更广;以当时朝鲜的国力和资源,造成如此大面积的铜镜回流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说,以出土地点探讨其身世是考古界通常的做法;但就铜镜本身的属性来说,又不一定准确;因为铜镜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日用品,它的流通领域和范围应该是相当的广泛;皇家的赏赐、通商贸易等等都可能造成部分当时流行的镜种流向邻邦国家的可能。而目前的考古也证实了的确在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出现的铜镜品种在同时期的中国的确是很流行的镜种。

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还会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两国同时铸造风格类似的铜镜,同时期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不排除是中国工匠的外援的可能。
   二是由中国铸造,然后大量出口到当时的高丽和日本等国,就象明清时期福建铸造的大量出口到日本的铜镜以及历朝的外销瓷器一样。

此类双龙纹镜除刘淑娟老师在《辽代铜镜研究》一书中收录的在辽宁省阜新县塔营子乡西大巴村出土现藏于阜新县博物馆的一面外;在伊葆力、王禹浪二位先生所著的《金代铜镜》一书中收录有1976年出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的一面;在已经出版过的诸多铜镜书籍分别将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镜子作为宋镜和金镜收录的;国内的拍卖公司也曾有此镜上拍,具体的出处应该是在辽宁和河北及山西等地。

本人过手过近百面并收藏有近十面此类双龙镜;大多出自邻国朝鲜和韩国,另外也有出自吉林、黑龙江和内蒙等地。此类铜镜一般都是规格较大,直径一般都在二十厘米以上,且镜体厚重大气,镜面呈现白光或铝白光,镜背一般是白光与薄锈相间,铜质优良;除了土质及坑口方面的原因,其铜锡铅的配比也是其显现白光或者铝白光的重要因素;显然它既不完全相同于汉唐镜的高锡青铜,也不同于其后的宋镜的高铅青铜;同时铸造方式也有辽代自身的特色;在镜体的地张部分及镜缘处,有明显的修范痕迹,显然为陶范法铸造。众所周知,修范痕迹是战国到汉唐铸镜普遍采用的陶范法的工艺,公认的说法是在五代后期终止。那么类似此类双龙纹镜及其他宋辽金时期的铜镜中以陶范法铸造的高锡青铜镜很显然有其很深刻的时代特征和背景,很值得学术界重视和探讨。

此双龙纹镜为朝韩回流(图二);直径23.5厘米,镜缘厚0.85厘米,重1100克;为所见同类双龙镜中皮壳版模最好的一面。该镜包浆呈现明显的水坑特点,.圆型,圆扁钮,菊花瓣状钮座;这个特征在其他的辽镜中是比较常见的;镜外区十二朵如意云纹与内区对称的六朵如意云纹将主题纹饰衬托的丰富饱满,与镜中之龙纹遥相呼应;内区纹饰为双龙戏双珠纹,双龙首尾相接呈互相追逐状,龙体修长,屈颈扬身,张嘴吐舌,圆睁双目,目视前方,鬃发后飘,双前肢同步前伸,三爪趾张开,爪锋尖利,龙首与龙体比例适中,整体形象威风凛凛,造型生动传神,层次分明,一派富丽堂皇,具有明显的辽代官造镜的特点。

契丹族很早就形成了对龙的尊敬与崇拜的观念。远在辽建国之前,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称其所居为“龙庭”,后改称“龙化州”。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平渤海还,至此(渤海扶余府)崩,有黄龙见”,于是以扶余府为“龙州,黄龙府”;这是辽初以龙命名的记载。
     迄今为止,有关辽代的龙纹形象,最早当是赤峰市出土的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墓中出土的一批带有龙纹装饰的文物。最晚的是河北宣化下八李天庆六年(1116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墓门上面的双龙图案。至此辽代龙纹形象大体可分为三期:早期(辽穆宗——景宗);中期(辽圣宗——兴宗);晚期(辽道宗——天祚)。
   辽代的龙纹,与历代龙纹一样,很少作为单独纹饰。唐代大诗人韩愈曾说过:“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龙的解释说:“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因此,辽龙与历代龙一样,往往或伴以云朵,或置于波涛中,或示其登天、潜渊之龙性。

辽文化承袭唐代文化,铜镜上的纹饰也不例外,不同程度地承继了唐代龙纹风格。这是因为,早在辽建国之前契丹就是唐的边疆民族;后来在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逐渐摆脱唐的统治而连年对唐用兵,俘虏了大批汉人,用于发展契丹经济与文化。正因为在契丹境内有大量汉人参与,其社会经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这些唐朝的各种工匠也就必然把他们制造的工艺装饰纹样与风格带入辽朝的工艺之中。这在很多的辽代铜镜和其他器物中均有反映;这些装饰纹样中的龙纹形象,也就成了辽代工艺装饰中龙纹形象。从这点出发,可以确切的说,辽代龙纹形象来源于唐代龙纹并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到了辽代晚期,龙纹的形象已经有了明显的辽代自身的特点和特征了。此类有着明显辽代风格的双龙纹镜究竟出自何处,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金代煌丕昌天铭海船镜


本文介绍的这面海泊镜为朝韩回流(图三),直径17.2厘米,菱花型,镜体呈现白光,为高锡青铜;此镜的构图十分精美,水中浪花似在翻动,浪上点缀些花叶,有向上的摩羯、有张着大嘴的怪鱼、怪兽;一条载满了的人龙船;驶于波浪滔天的海上;船头数人,船尾数人象是在划船,镜背中间上部铸有4个近似蝌蚪文的变体字“煌丕昌天”。四字排成两行于正前方显赫位置(图四拓片)自右向左竖读排列,突出了该镜的主题。

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是在于笔画起止,皆以尖锋来书写,其特色也是头粗尾细,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因其书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元吾衍称其“画文形如水虫”。近人王国维以为“科斗”周作书体之名,始于汉末而终于唐代。如果认定“煌丕昌天”四字为蝌蚪文,或者是源于蝌蚪文,那么其流传终于唐代的说法也要修改了,这是后话。

同其他朝韩回流的铜镜相同,此镜种究竟出自何处?哪个年代?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议;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出自朝韩的高丽镜。不可否认在朝鲜和韩国确实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镜子;有菱花型、葵花型、圆形。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和韩国地方博物馆均有此镜展示;在朝韩出版的文物类书籍中收录过此类铜镜;目前在国内藏界所见的此类铜镜中,朝韩回流的占据一定的比例。朝韩两国文博学者均认为此镜系高丽时期的铜镜。为此本人借去朝鲜和韩国做访问学者时,曾与朝韩两国博物馆的文博专家研讨过此镜的出处,各抒己见,最终无果。

本人自收藏铜镜以来,几年间曾陆续上手过来自朝韩回流的几十面此类海泊镜,也曾收藏过十几面。经研究国内曾经出版过得铜镜书籍图典,考据多处国内出土此镜的报告,我认为此镜是源于我国且非常流行的品种,其年代贯穿宋、辽、金,以至于此镜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屡有出现,出土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

《故宫藏镜》中收录的是吉林出土的;

《中国铜镜图典》(孔祥星,刘一曼著收录了在四川雅安宋墓出土的该镜;

《湖南出土铜镜》中收录了在本地区出土的该镜;

《山东藏镜》收录了在本地出土的该镜;

《广西藏镜》收录了在本地出土的该镜;

《金代铜镜》收录了四面本地出土的该镜;

《吉林出土铜镜》一书收录了几面在本地出土的该镜;

《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收录了在本地出土的该镜

还有很多的地方博物馆馆藏及出版的书籍中纷纷收录本地出土的该镜,大致有二十几个地区有明确的出土纪录,可见此镜出土范围之广、流行地区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在研究和探寻此类铜镜,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纹饰的特点,而恰恰在于它的流行。应该说此类铜镜是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的铜镜品种而并非舶来品。

南宋湖州镜

湖州铸镜的历史久远,根据湖州地区出土的铜镜来看最早有战国时期的,汉至三国时期、唐代铜镜均有出土,但无法确定其是否湖州所铸。从宋代开始,在镜背标有纪名号铭这类铜镜的出现,是确定湖州镜的重要特征,为我们研究湖州镜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这类铜镜名号铭文为长方形或方形印章式,方框内竖写一行或多行铭文,往往带有地名;根据字号内容可分为湖州镜、饶州镜、成都镜,杭州镜……。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

南宋铜镜有官府铸造的,也有私家作坊所铸。以浙江发现的铜镜而论,前者如“湖州铸鉴局”造,“临安府小作院临造官王宝”镜,“婺州官铸造监”等。后者以湖州镜发现最多,此外还有“杭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越州徐家铜照子”、“婺州承父李口二郎炼铜照子”等等。此时期的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菱花型和带柄葵花形。

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也发现有湖州镜。近年来在邻邦朝鲜和韩国,以及日本也相继发现了许多湖州镜的身影。

笔者收藏有多面来自朝韩回流的南宋湖州镜。以石家镜最多,形制多样,有圆形、葵花型、菱花型、方形、长方形、桃型(也称心型)、尺寸从十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不等。本文展示的这面湖州镜是其中的一面;直径21厘米,厚0.45厘米,镜面为白光,高锡青铜范铸法铸造,铭文在长方形双线框三行竖列“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家真青铜照子记”,字体方正秀美。

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应当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为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在朝韩回流的南宋湖州镜中,铭文多以“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铜照子记”等。

湖州石家铸镜世代传艺,为子继父业,不仅从以上诸多的石家名号中可以看出;可能当时也有仿冒名牌店铺的行为,所以在铜镜上往往又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如“炼铜照子每两一百五十文”、“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 ““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等。由此可知,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从南宋湖州镜背面刻铸铭文看,其时对铜镜的称谓不一,或称“镜”,或称“监子”,或“镜子”、“照子”并称,而大多称“照子”。这是因宋人避讳甚严,赵匡胤之祖名“敬”,为避“镜”讳,改为“监子”或“照子”。其间,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避讳,如此,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

另外从朝韩回流的湖州镜来看,其铸造精致,铜质精良;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是以范铸形式,均为高锡青铜,一般的直径都比较大且很厚重的特点来看,这也是其重视外销的范例。

古老的铜镜曾经作为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而远走异国他乡,将华夏的文明和智慧带给了世界;当这些海外的游子回归祖国的时候,尽管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摸样,却以其更加深沉面貌展现在今人的面前,他像一位慈祥亲切、智慧善良的老人;告诉了我们很多过去的历史和故事,在其或黑或白或灰色的皮壳之下,千年的岁月沧桑、曾经的壮怀激烈、旧时的叱咤风云、过去的荣辱兴衰------、他折射人生百态,照尽苦涩酸甜;如今看看也只是历史中不多不少的一笔,是那样的平淡如同过眼云烟。

铜镜收藏就是这样,在收藏中学习,在收藏中探寻历史的足迹;去探索、去发现、去认识、去感知;探索发现未知未解的历史,去认识感知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印记。这大概就是收藏的魅力,这也是文化的力量。这些来自千年一路走来的古代铜镜,曾经沉淀和积累着古人的精神与气质,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其所表现的厚重和时空的久远,让当今人类而感叹感慨,并从中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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